有些人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光辉万丈，过后却分文不值；
　　有些事件在刚刚发生之时，不过微末，以后却万丈波澜；
　　怎样的手拨弄着这一切？是否有一种力量穿越百代而不衰？这力量便是经济吗？
　　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在潮涨潮落之中，上层的一切又如何能善保其身，不会风吹浪打去？
　　
　　我力图透过历史的尘埃，看华夏民族的百代经济变革，
　　看孔子如何从赤贫开始奋斗，奋斗到丰衣足食；
　　看先秦富豪如何超越战争，崛起在东方大地上；
　　看汉武帝如何制造经济史上最恐怖的经济改革；
　　看无数古人在所得税、人头税、车船税下蝇营狗苟……
　　看我们的先人一个个在潮流上起落，
　　看他们如何智慧，如何失落，如何卑鄙，如何崇高，
　　看整整一个民族历经千年，都始终无法握到朦胧中的手，
　　在经济的面前，一切纤毫毕现，魅力四射。
　　
　　 愿意一起来重温这些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和劣根吗？
　　 愿意以历史为镜鉴吗？
　　 愿意汲取有用的经济智慧吗？
　　 FELLOW ME，哈哈
　　
　　 大戏马上开场
　　
　　我会努力每天更新的。

孔子理财术——从一贫如洗到衣食无忧
　　
　　这个人童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先天家境相当贫困，一位来自山东地区的穷孩子；
　　这个人青年丧母，为谋生计，帮有钱人家放牧、记账，勉强糊口，聊以为生；
　　但就是这个人到了三十岁开创了一个行业，生活温饱小康了；
　　到了五十岁，这个人被聘任为部级干部；
　　五十五岁，这个人开始环游世界，满世界转了十四年；
　　等快七十岁了，这个人叶落归根，回家乡安度最后的晚年了。
　　几百年以后，这个人的人生感悟竞成为了国家哲学、民族精神，
　　千年往复，这个人成了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
　　这个人就是孔丘。
　　
　　抛开形而上的哲学，只谈形而下的金钱，在两千年后，回顾孔夫子的个人经济历程，不得不感叹，他成功的从一个穷孩子奋斗成了成功人士，让自己的生活从一贫如洗走到了衣食无忧，在他活着的时候，尽管在当官、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困难，在生计上、经济上出现过一两次难题，但这种困难已非常态了。这种奋斗历程，这种奋斗结果，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起点如此之低的生命来说，都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题。
　　如果再考虑到孔子他老人家对中华民族财富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是让人敬仰之情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穷孩子、苦出身
　　据说孔子他们家老祖宗是商王朝的王室宗亲，也就是说孔子祖籍河南，但这个祖籍可不是一般的祖籍，是千年祖籍。
　　商朝历经五百年，其后周朝承替，等到孔子出生已经过去悠悠千年了，当年的王室宗亲越混越抽抽，从王侯到贵族，从贵族到士人，从士人到穷人，千年一路混下来，混成了普通一民。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爸爸是个猛人，战神级别的大力士。在一次战争中，敌军放下城门，意图困死对手，结果孔子的爸爸好似《说唐》里面的雄阔海“力举千斤闸”，救出了自己、救出了大家，成为了战斗英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正是这种托起城门的力量型基因遗传下来，才让孔子有了副好身板，五十以后也体健如牛、满世界乱跑，没有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文字工作者的职业性疾病。
　　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里那是相当的不富裕。
　　穷归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虽然家里没什么钱，但孔子家、孔子他们家族、孔子他们村的文化氛围还是相当浓厚的，孔子从小就耳濡目染，学得识文断字、记账算数，别的小孩子玩“构家家”都是闹来闹去的，孔子玩的时候多是在模仿大人拿祭品祭天祭地祭苍生。
　　
　　不是小学的小学
　　那时候不像现在，适龄儿童都上小学，说是义务制教育，但你爸妈还得为你掏种种名目的钱。那时候没现在的教育制度，那时候是——私塾——错！
　　私塾这东西就是孔二哥哥开创的，那他小时候又从哪能上私塾呢？那孔子是怎样在贫困的状态下，完成的学业呢？
　　据一些专家的论证与猜测啊，那时候的教育制度是官学，国家办学，“周文王辟雍，在长安西北四十里”，到汉代，文王辟雍的遗址都还在。这个属于国家级别的，各地也有类似的机构。
　　现在北京国子监也有座“辟雍”大殿，是乾隆年间的，由“刘罗锅”刘墉设计，和珅督造的。插句话啊，这个辟雍的建筑很有特点，大殿内没有柱子，据说这是当年和珅的设计。和珅在观看了辟雍的设计图纸后，认为大厅内的柱子阻碍皇帝讲学的视线，就改用顶部的斜梁代替。这种斜梁设计既使得大殿内视野开阔，又节约了经费。难怪坤哥讨主子的欢心呢，这大殿我去耍过几次，着实修得不错，殿外的汉白玉围栏亭亭玉立、错落别致，加上水中倒影错落，一处好所在。
　　孔子那时候学校是兼具多种职能的，大家伙有时候在学校搞集会、有时候在学校搞阅兵、有时候在学校搞祭祀、有时候在学校搞老年人重阳大聚餐、有时候个别盲人演奏家也在学校里讨生活、混日子。总体看来，那时候的学校兼具了教育场所、集会场地、社会福利署、音乐厅、神社、太庙等多种功能，复合型建筑。据推测那时候可能也是义务制教育，还没书本费、学杂费、助学金、择校费……
　　那年月战乱频繁，捕猎也是不时之需，所以教育方针主要是“周礼为本、保家卫国”，学校的必修课是“箭术”，辅修“礼、乐、御、书、数”，孔子在学校里混的时候，箭术那是相当了得，据说孔子一开练，围观群众人山人海，争看神射手。
　　
　　
　　
　　待续了,呵呵

教育与现实社会的脱节
　　当时学校里教的那一套主要都是周礼方面的内容，此时距离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确立周礼的大体制度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世变时移，应该其法易也才对，五百多年前的东西，在现在的课堂里难免落伍、脱离现实了。
　　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讲得那是级别森严、尊卑分明，以礼止争。
　　在周礼确立的早年间，礼乐风行神州大地啊。
　　就连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还保留《周礼》的风俗，当时是以车为战，那时候能有甲胄、战车的可都是贵族人家，按照当时的生活条件，贵族人家一般都是从小耳濡目染学习礼数的，所以大家在战场上一碰面还都讲讲礼数。晋国缺粮，向秦国这个潜在敌人要求救济，秦国也就答应了；晋国楚国大打出手，晋国军队几次遇到了楚国国王的战车，晋国贵族每次都向楚王脱盔致敬。
　　战争不改礼数，一个彬彬有礼的时代。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对礼这个问题，可是具有消解性的，往往生者越进化，礼乐越堕落。
　　著名的宋襄公就是典型的教育与现实脱节的悲哀产物，也是彬彬有礼在残忍现实面前的最后一次溃败式表演。
　　前638年宋与楚战于泓水之战（今河南柘城西北），当时楚兵强大，宋大司马子鱼劝襄公趁楚人渡水之时截杀之，此时宋襄公却大讲仁义，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 “仁义”二字。要用 “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要待楚兵渡河列阵才攻击之；当楚军上岸时，子鱼又劝宋襄公趁楚军此时阵列尚未成形时袭杀之，襄公再拒绝。结果宋师大败，襄公被射中了大腿，宋国对其举国唾骂。
　　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春秋时代、列国纷争。随着战争的残忍度与日俱增、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礼数渐渐无人提及了，反而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按照许倬云的统计，春秋259年间，就《左传》而言，共计大小战役1200余次，平均每年4.63次；战国242年间，共计战役460余次，平均一年1.9次。
　　五百年里，上千战役，什么礼数都打没了。
　　所以学校里是一回事，社会现实是另一回事，教育与现实严重脱节，学生们普遍感到学习没有出路，毕业之后没有出路，就业形式非常困难。更为关键的是，大家对前途非常的茫然，先辈们学习是为了建立一个礼乐时代，那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呢？仁义已被残忍屠杀，礼乐已被拳头取代，天天在学校里学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学好、学坏不都是长壮了当炮灰嘛。
　　青春时节、前途无望，一代代的人苦闷彷徨啊。
　　
　　
　　
　　
　　
　　
　　从助教身份到民办教育
　　孔子走入社会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家里穷嘛。
　　一开始给有钱人家放牛牧马，后来因为孔子识文断字，所以又开始帮东家管帐，工作虽苦，早出晚归，但总算勉强糊口。
　　后来总算凭借学习好，被留校任教，在太庙里做助祭，类似于现在学校里当助教了。
　　就一般人来讲，从一个丧父穷孩子，混到太庙助教，也就都知足了，讨个老婆，小日子过得去，得混切混吧。
　　孔圣人那不是一般人啊。
　　因为工作关系、以及工作经历的关系，孔子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是比较宽广的，上到贵族，下到贫民，都有往来。孔子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针对广大学习青年的彷徨心声、还有那个时代的声音，都是了然于胸的。
　　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孔子思想上已经成型，针对当时的时代症结，孔子开始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这个时代既然已经周礼沦丧，那么、我们、我们这些学习周礼的人，就把它恢复起来吧；既然仁义不行于世，那么就让我们让仁义风行大地。
　　这个药方对当时的社会未必有用，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但对广大在迷茫中徘徊的学子来讲，绝对是登高一呼、振聋发聩啊。
　　是啊，现在是周礼不行，无法学以致用，但我们也不能就此颓废，不能就此顺从于暴力啊。克己复礼，从我做起。尽管前途漫漫，但前途总算有了方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啊，我们时代学子心中的明灯。
　　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后，孔子开始推行、普及自己的主张。相对于自己的太庙助祭身份，自己的使命、职责已经超越了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已然成为了束缚，于是孔子慨然下海，走出太庙助教，走向江湖、走向民办教育。
　　这个工作性质的变化，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对比近在身边的改革大潮中，有几个人舍得公职，而投身民营行业啊？
　　私立办学的旗帜轰轰烈烈的打起来了，自己的儒家主张也提出来了，凭借孔子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力，教育口号选的非常到位，即对现有社会格局不造成负面影响，也解决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苦闷问题，生源那是哗哗的来啊，“在绝境中寻找希望”，凭借学生们缴纳的学费，孔子的生活问题基本解决。
　　至此可以看到，圣人就是圣人，在社会现实问题与个人理想之间、在时代命运与个人温饱之间，他老人家找到了平衡点，还捎带着开创了一个行业——民办教育。多少人穷尽一生都找不好这个平衡点啊，多少人只顾荣华富贵、淡忘了个人理想？有多少人只顾着坚守理想，而过得穷困潦倒？只有站在平衡点上，你才会心甘情愿得为你的事业付出一生，没有理想的工作不可能让人焕发出全部热情；也只有站在平衡点上，你也才能在付出一生的同时，保证自己、家人有所着落，这是你对自己、家族的应尽义务。站在平衡点上，孔子一干就是一辈子。
　　从放牧、会计到助祭、再到民办教师，从十五有志于学，到三十而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孔子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事业方向，选择好了自己要投入的行业，开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赚钱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爱人、孩子。
　　孔子的就业经历对职场朋友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多换工作无妨，换得越多机会越多，那是说年轻时换工作无妨，最好要在三十岁左右确定自己能终身从事的行业哦，三十岁前没经验，五十岁后少热情，人生的巅峰时期不过十几年，做一番事业好难、好累的，非花大量的时间、心血不可，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巅峰时期投入到事业中去，把这段巅峰时间还浪费在挑选之中，太可惜了，越挑自己越老，机会也越少。

二十年桃李芬芳
　　是他让礼乐教育重新焕发了意义，是他让莘莘学子找到了学习的方向，是他最早打破了传统的僵化教育模式，有教无类，种种新奇特的教育理念、教育招数，让孔子在教育界很快就名声鹊起了。
　　孔子在教育界有多大知名度呢？举个例子就可以看明白，鲁国当时有一个叫孟僖子的大臣，陪国君鲁昭公出访，因不懂礼节，致使鲁昭公在欢迎仪式上出丑，为此孟僖子十分惭愧自责。孟僖子临终前召集手下的属大夫说：“礼仪是做人的根本，没有礼仪就不能自立。我听说有个通达事理的人，叫孔丘，他是圣人之后。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的两个儿子托于孔丘，以他为师，学习礼。”等到孟僖子死后，孟懿子和弟弟南宫敬叔便前往阕里学礼，拜孔子为师。这一年孔子才三十四岁。
　　能够陪国君出访，并负责国礼环节，按此推测这个官员级别怎么也得算部级、副部级了，按他的条件不让孩子出国、去贵族学校、去邯郸学步，却让孩子去追随孔子学习，可以孔子有多火了。
　　其后，鲁国内乱，孔子去齐国避了一阵国内的动乱，在齐国期间，齐景公都要向孔子致以亲切的问候，并与孔子就国内政治问题进行交流。这已经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影响力。
　　当时拜师都必须有贽见礼的，一般都是学生按照自己家里的贫富情况，给老师致送敬仪。生源不用愁，那日子自然红。孔子这一口气就干了二十年教育，在此期间共培养出了颜回、高柴、公西赤、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仲由等大量弟子，其中涌现出了一批高级官员、哲学家、企业家，教育成绩卓著。涌现高级领导人才的数率，几乎快赶上清华、北大了。
　　此时的孔子财政状况自然是维持着风光、体面的生活。
　　
　　
　　四年部长百万富翁
　　孔子五十一岁到五十四岁这四年间，放弃了自己珍爱的教育生涯，从政了，履历主要是做了几年的司法部长兼高院院长。
　　各方面记载显示，当时孔子当官时的年薪是“奉粟六万”，《史记正义》对此的解释是：“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汉书·律历志上》：“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如此推算，不难看出，一石等于120斤，六万斗就是24万斤，查了一下，最近（2008年4月），北京八里桥农产品批发市场上的“粟”（小米）的价格是4.4元一公斤，也就是2.2元一斤，孔子的年薪（24万斤×2.2元）折合人民币大约52.8万元，月工资为4.4万元。四年部长做下来，年薪累计折算下来，约为人民币210万左右，高级白领，绝对的高级白领。
　　此外，还有人分析认为，孔子虽然从小贫穷，但干了二十年教育后，必然积累了不少财富，如果这些财富用来购买土地的话，每年能收多少石粮食？看现在孔庙多大土地面积啊，该推测虽然具有非常高的可能性，但年代距离久远、资料匮乏，实在是寻觅不到孔子在土地方面的年收入情况了，所以这部分土地收入很难估算。
　　孔子的收入跟现在的水平比算高级白领；跟当时平民的收入水平比，更是富豪啊。魏国在战国初年魏文侯当政时（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李悝当时言一家五口治田百亩，产粟150石，按照上述的方法折算下来，这五口之家一年的年收入为39600元，平均到个人收入则为7920元。孔子是在公元前479年逝世的，时间相去不远，当时的生产力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两者对比可以看到，孔子的年收入已经是普通农民收入的66.67倍。
　　
　　
　　
　　孔子思想的模糊面目
　　梁启超先生早在1920年就说过：自汉以来，围绕着孔子思想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从来没有停过，因而孔子渐渐变为董仲舒的孔子、何休的孔子，变为马融的孔子、郑玄的孔子，变为韩愈的孔子、欧阳修的孔子，变为程颐的孔子、朱熹的孔子，变为陆九渊的孔子、王守仁的孔子，变为顾炎武的孔子、戴震的孔子。
　　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又得补上，现在又变出了冯教授的孔子、杨教授的孔子、傅教授的孔子、于教授的孔子、李教授的孔子、南大师的孔子，当然还有康、梁两位先生的孔子。
　　当然每个人也还都有自己的孔子，几位古人科举成功后，一起聊孔子，越聊越不对，甲说：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乙说：不对，是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丙说：都不对，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三个人三种意见，炒作一团，追根溯源，原来各自几岁在私塾的时候，自己的师傅就是这样分头教的，古代又没标点符号，随自己高兴，想怎么断就怎么断。
　　关键问题还不光是标点符号，是作假！你可不知道咱们的一些老祖宗伪造起大家老祖宗的文章来，那叫一胆大包天、悍然无耻，汉儒造假那是批量生产啊，《论语》、《诗经》、《春秋》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全改一遍到N遍，弄得后代们根本分不清真伪。设想一下，看了半天，感悟了半天，“哦，原来孔子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一辈子把这点感悟奉为人生圭臬，最后考古发现那话不是孔子的，是一孔子的汉代粉丝顺手加的，当场气死。
　　再举个小例子，《论语》中有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传两千年，“批林批孔”时期，这话是批判对象，说孔子号召愚民；此前，梁启超先生则说，这说这句话是后人给圈点错了，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近李教授则说：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李教授认为孔子认为，老百姓是“中人以下”的糊涂蛋，只能听喝，听上等聪明蛋即贵族统治者摆布，而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即“小人学道则易使”。
　　颠过来倒过去，反正没法把孔丘起于地下，问个究竟，那就只好公婆各执一词了。二千年后的孔夫子，面目早被人画模糊了。所以隔着两千年的百代面纱，探讨孔子的财富观是个很痛苦的问题。
　　
　　
　　孔子的财富观念
　　尽管痛苦，但我们还是要探讨，哈哈，不是出于自虐倾向，是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极端重要，必须探讨，不理解孔子的财富观，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的财富观。
　　虽说隔着面纱，但隔着面纱看美人，聊胜于无，或许别有风韵也不一定。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吾如浮云。”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子贡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孔子一生见过无数显宦、会过N多名流，如果只为了富贵，那自然是大把大把的巴结机会，不过这老头子还行，抗住了物质诱惑，除了在美女南子的吸引力下，和美女约了个会外，没干什么让后人垢病的事。
　　孔子的行事风格基本上（只敢说基本上，保不齐以后考古发现点什么，哈）将个人对财富、对权贵的追求欲望，控制在了仁、礼的范畴之下，没有被金钱烧昏了头脑，可谓拒腐蚀、不粘锅。
　　孔子的思想对后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在其后的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了大量的民族精英，他们视钱财如粪土（这点比孔子还猛），视权贵如仇寇，有所为有所不为，轰轰烈烈的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反腐、变法、抵抗某某、谋反、创社稷等等类型的巨大斗争中，并成果斐然。
　　也有大量的、部分富起来的人士，在富起来之后，纷纷着意以“富而好礼”为生活目标，在村、乡、里、社修桥补路，善人啊。
　　在仁和富的千年反复变奏、跌宕大合唱中，每个人或多或少总会哼出点孔子当年谱下的乐章。
　　可以说，对孔子财富观所造成的影响力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一点在以后的篇章中还将体现，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影响力大可并不意味着都是正面影响啊。
　　

儒商之祖的绝世风采
　　
　　
　　
　　
　　
　　孔丘号称有三千弟子，其中一位弟子财商达到天才级别，经商手段了得，身价千万，被后世奉为儒商之祖，这位商业奇才就是子贡。
　　关于这个商业奇才的经商案例，目前可考的实例并不多，只知道子贡老哥主要是通过揣摩市场供需、提前预测到市场紧俏商品、囤积、高卖低买的手段致富的，看资料其发家的行业属于商业、运输业，也做一些贷款生意。
　　历史上还详细纪录了这位儒商老祖的一段政治外交生涯，那是言辞挥洒自如、计谋深远啊，尽管政治外交与经济不尽相同，但此种纵横捭阖也大可见其人的商界风采。
　　
　　齐国当时由权臣田常掌权，田常想攻打鲁国。
　　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于是孔子派门下弟子子贡出马化解鲁国危难。
　　子贡首先去了齐国，见了田常，子贡对其言：你去打鲁国是不对的，鲁国城池低、面积小、国君笨、大臣傻、老百姓又不爱打仗，所以不该打他们。吴国兵强马壮、城高地广、精兵强将的，比较好打，你去打他们吧。
　　田常一听就怒了，当我傻啊，反问道：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啊？
　　子贡曰：我觉得您需要担忧的问题在齐国国内啊。打赢了鲁国，您的功劳是大了，但嫉妒您的人也会增多，主公对您的猜忌也会增加，上和齐王有间隙，下和众臣有争斗，那您在齐国混可就难了。所以说还是打吴国好，打败了国力衰减，国力一衰减，齐国就更没人能制约您了。
　　田常听完后表示：这理是不错，不过我已经把兵派到鲁国那面去了，现在跑吴国去打仗，大家会怀疑我动机的。
　　子贡说：那您先让部队原地驻扎，我让吴国来救鲁国，这样您进攻吴国不就师出有名了。田常便听从了子贡的建议，坐等吴国来了开战。
　　
　　子贡见了吴王夫差后说：现在齐国要去攻打弱小的鲁国了，您借这个机会出兵救鲁国，不但可以削弱齐国，还可以震慑晋国。
　　夫差则说：这主意是不错，但越王勾践天天卧薪尝胆什么的，惦记着打我，等我先把越国灭了，就出兵救鲁。
　　子贡曰：等您把越国平了，鲁国早就被齐灭了，您这伐小越而畏强齐，不是勇敢者的游戏啊。留着小小越国的存在，在国际上还能显示您的仁慈，救鲁伐齐，威加晋国，吴国的霸业那就大功告成了。您不喜欢越国，那我出使越国一趟，让他们跟随您出兵伐齐，从明面上看，咱这是诸侯相从，是国际联军一起讨伐齐国、维护国际正义，实际上让越国国力空虚，不能危害吴国。
　　夫差听了大悦，就派子贡去了越国。
　　
　　越王勾践一见是吴国的使臣，直接除道郊迎，问询子贡的来意。
　　子贡说：我劝吴王伐齐，但吴王的意思是要先伐越，按大王的意思，那越国生存下去的概率很低啊。越王兄，你怎么混的啊，如果没算计人家的野心，但被人怀疑，这说明你很笨；如果你计划算计人家，却被人知道了，这说明你现在处境危险啊。
　　勾践被吓得磕头下拜，向子贡请教。
　　子贡曰：吴王为人残暴，您低调点，继续捧杀他，说要派兵协助他一起去打齐国，他对您不就放心了，一放心，他不就去打齐国了。如果吴王打不赢，那就是您的福气；如果打赢了，那吴王必定要和晋国发生冲突，到时候我去晋国，拉他们一起攻吴，到时候吴王的主力都在齐国、晋国前线，国内空虚，您趁机出动，必灭吴国。
　　勾践听了大喜，要送子贡黄金、宝剑，子贡没要。
　　
　　回报吴王说：越王已经被您打服了，见了我很乖啊，我把您的话转告给勾践，他吓得直说“越国存亡全赖吴王所赐，到死都不敢忘，那敢算计您啊。
　　五天后，越国大臣文种出使吴国，表示越王愿亲自带兵支持吴王伐齐。吴王大喜，把这事告诉了子贡，子贡则建议说：带了越国的兵马就行了，带上越王，显得我们不仁义，拿他做人质似的。吴王言听计从，于是放过越王，举九郡之兵伐齐。
　　
　　子贡随后还去了趟晋国，对晋君说：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现在吴、齐征战，吴如果不胜，越国必然趁机作乱；如果吴国胜利了，拿吴军必然兵临晋国城下，晋国需做准备。晋君一口答应。
　　
　　在子贡回到鲁国后，吴国大破齐军，随后果然兵临晋国，晋国早有准备，大破吴军。越王闻听消息，举兵攻吴，多场恶战，终杀吴王。
　　司马公评价：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此案例，充分展现了子贡的商战思想，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啊。
　　此案例首先说明，子贡对当时国际形势了然于胸，对各国的大政方针、未来政策趋向非常清楚，吴、齐、晋、越各有各自的想法，偏偏会有个子贡，竟然通晓各家想法，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对各国的内部权力结构了如指掌，人脉也牛逼了得，说找谁就能找到谁，说见谁就能见到谁，这种眼光、这种人脉，放到商场里，你说可怕不可怕？放到如今，那就是有一商人通晓中、英、美、欧、日各大国的经济方针、宏观政策、政商人脉啊，想见布什、奥巴马、伯南克，就能见到布什、奥巴马、伯南克；想见拉登、卡扎菲，就能见到拉登、卡扎菲。
　　子贡的思路非常清晰，综合分析其几段谈话，一个核心模式就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非常善于换位思考，为达到目的，主动诱以小利。站在田常的角度去拉吴国参战，站在吴国的角度去越国看风向，站在越国的角度帮他们盘算吴王，惹的吴、齐、越各怀鬼胎、互相算计后，还不忘主动去晋国站好最后一班岗，帮晋国提高战备觉悟，可谓算无遗漏。
　　从细节方面看，子贡的语言也非常有艺术，经常先以绝对真理为先导，当你认可其理论后，后面他再夹杂其私货，言语攻心，让人不胜提防啊。就算双方的观点一开始不一致，但子贡总是求同存异，用看似真诚和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把对方引入自己预定的轨道之中。在他的谈话中，你很难看到不同意见的直接碰撞，但最终的结果总是他标新立异，想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于是稀里糊涂落入子贡的陷阱之中。
　　在短短的谈话之中，算计互相的得失、随机应变、计划新的操作方案、并进行新一轮的利益盘算，此等人才混迹商海，那绝对是呼风唤雨啊。
　　如此案例，儒商之祖风采如何？
　　

　用色情产业强国的管子
　　
　　
　　
　　管子，不是钢管子、也不是铁管子、更不是PVC管子，是说“管仲”。
　　管子他老人家号称“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名声了得，连我们的孔老夫子都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三国时经常摇鹅毛扇的诸葛前辈也是自比管乐，这个管就是管仲，而不是管弦乐，哈哈。
　　管子生于何年已不可考，死于公元前645年，（生的时候不过一个微末家庭的小孩子，谁记得？死的时候却是春秋五霸之首的核心人物，自然一堆人牢牢纪念之、歌颂之），比孔子早了近200年。
　　
　　起点低微
　　管仲也是幼年丧父，家里很穷，只有老母在堂，人生起点也很低，这一点和孔子有相像之处。为了谋生，管子也早早地融入了社会大潮之中，为维持生计，与朋友鲍叔牙一起合伙经商。具体做的那门生意，现在已不可靠。
　　只是管仲在晚年回忆自己波澜起伏、坑蒙拐骗、纵横四海、从监狱到庙堂的一生时，不由得动情的回忆说：年轻在经商时赚了钱，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但鲍叔牙对此从不计较，不但不计较，但有人因此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情谊时，鲍叔牙还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自己情愿的。
　　按现有的资料分析，这段从商往事虽然没有让管仲爆富起来，但确实对其人生理念、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以后执政的很多理念、很多想法和年轻时直接投身商业浪潮是不可分割的，也正是他的从商经历，才让其能真正的看清了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人生世故。
　　
　　
　　公元前六世纪什么最贵？还是人才
　　经完商后，管仲又加入了军队大熔炉，从军的道路多宽广，正是凭借着军队经历，管仲和鲍叔牙成功完成了从商人向政客的转变。
　　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僖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一双好友，分别给两个公子当师傅。
　　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两个公子都想赶回齐国称王。
　　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仔细分析国内形势，然后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在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后，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三十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在即墨附近，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已射死；就率领人马离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并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鲍叔牙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现在国君施惠于我，使我如此享受厚育，那是国君的恩赐。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不行，还得请管仲。
　　 齐桓公惊讶地反问道：“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
　　 鲍叔牙回答道：“管仲，天下奇才。”
　　 公元前六世纪什么最贵？到处兵荒马乱的，最贵的还是人才，齐桓公听取建议，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从此君臣合作，你行我也行，齐国蓬勃。
　　 对老板来说，人才最重要，但对职业经理人来说，什么最重要？有人会说是自身的本领，那是，“烂泥扶不上墙”，不过也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好朋友不但救命、通财，还帮忙找工作，人脉重要啊。
　　
　　户口制度的始作俑者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以弥补军队的装备不足。
　　 为了齐国的国防现代化，齐国的老百姓从此套上了户籍制度的枷锁，丧失了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
　　但需要说明的是，管仲的户籍制度之所以能够执行下去，也是有时代背景相配合、支持的，不然如此恶政，早把重视自由迁移的人民吓跑了，谁还敢来齐国？
　　最初，天地生民，地广人稀，地多的是，只要有人就有GDP，所以各朝各代、各国各邦都积极的吸引外地人口，以仁义为名，吸引普通百姓注意力。所以周文王名声好了、税收低了，老百姓就纷纷投奔西岐而来。天大地大，老子走哪算哪，那有什么户口制度限制啊，王公虽然牛逼，但老子也是自由人，走南闯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何加哉？”当权的要是敢乱来、敢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老子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资源就没早年间那样可以任意取用了，人口的固定化生存需要在增加，搬迁的难度在加大，老百姓不好跑了，此时，搬家产生的收益，已经开始等于或小于搬家所带来的艰辛和困难，人民安居的需要在加强，安居需求的增加提高了老百姓对国防事务的关注度、支持度，很简单的道理，只有决定在此地安家了，才会关心该国的国家防卫能力。安居、强国，两者互动互相促进。
　　一个国家允许你自由搬家，但国家军力低下，一打就垮；另一个国家不能随便乱搬，但军力强大，你选哪里住？
　　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管仲提出的户籍政策才能执行下去，而此新政无疑增强了齐国的战斗力。

　超牛的粮改政策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史称“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
　　管仲才提倡“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
　　后世一直有人对“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进行争论，争论这是否就是对盐业、铁业国营化？争论汉代的盐铁专卖制度是否就是发源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还实行了粮食“准平”政策，搞起了粮改，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粮食大丰收了，粮价自然就容易下跌，这时候齐国政府出面多买一些粮食，以保障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行、维护农民利益；等到粮食减产了，政府就在市场上销售粮食，以平抑价格，保护社会稳定。
　　直到今日，国际社会上多少国家也是在采取这种准平制度控制粮价啊。
　　2600年前，能提出了这种粮改方案的，真是唯牛人一词能形容啊。
　　在管仲的经济改革方针推动下，齐国日益强大，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色情产业合法化
　　管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在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引人关注，那就是开设了国营妓院，使色情行业合法化、正规化和产业化。
　　 椐史料记载：前670年，管仲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即妓院，其中每一市有“女闾（妓女）”100人，共700人，后来又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这些妓女，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
　　管仲开设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管仲置“女市”收取前来消费的男子的钱充入国库，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增加了国家收入。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管仲通过色情产业筹集军费的说法，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比如，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集续集》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清代的张春帆在其小说《九尾龟》中也提到“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为兵士休宿之所，这便是妓女的滥觞。”清人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说：“管仲相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在明清之前，只有《战国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意思是齐桓公设立了女闾制度、让色情产业合法化，当时惹的国内舆论沸腾。
　　有人便认为，明清离春秋时期年代久远，其说不足为凭，色情产业到底是齐桓公干的，还是管仲干的，还存疑问。但不管是其中哪位做的，这无疑是一件大胆的举动，这种改革措施，是需要大大的魄力和厚脸皮才能干出来的。
　　

　管仲的诚信问题
　　关于管仲，有个诚信方面的故事流传很广，呵呵，值得探讨一下。
　　齐国与鲁国会盟。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谈判，然后准备歃血为盟，正在这时，参与会盟的鲁国大臣曹沫突然拔剑而起，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直逼齐桓公。
　　此时齐桓公左右被吓的目瞪口呆。此时管仲急忙插进齐桓公与曹沫中间，用身体保护住齐桓公，问“将军要干什么?”
　　曹沫正然道：“把抢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
　　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占领的鲁国土地。诺约草成，曹沫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
　　会盟结束，鲁国君臣胜利回国。
　　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都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想法。管仲不同意毁约，劝说齐桓公：“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权衡利害，不如守约，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为好。”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果然被国际社会传颂成了诚信楷模、信义无双，都觉得跟着这样的老大有的混、有肉吃，于是纷纷归顺、攀附。
　　有人据此说明诚信真重要、管仲是诚信楷模。
　　其实，呵呵，未必。
　　管仲其人综看其一生所为，只求结果、不问过程，为达到其盼望之目的，不惜采取卑劣手段。
　　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毫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
　　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解释说，管仲之所以逃跑，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这两个“管鲍之交”的经典段落，只能说明叔牙兄确是温文君子、值得一交，管兄，呵呵，没法和他合作，谁家嫌自己钱多啊？哪个战士家里没亲人啊？许三多拼死也要拉着伍六一共同考老A，伍六一拼死也要让许三多自己先走，这才是战友，你敢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如果合作伙伴、战友都和管仲一样，其他人都别混了，都被他坑死了。
　　有一个环节值得强调，管仲之所以推行户口管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认识到同乡组成部队后，战斗力强，大家互相熟悉、情谊深，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别人管的滴水不漏、严丝合缝，自己打仗时闪了，可见其追求目的的强烈决心。
　　回归到曹沫案例之中，小小鲁国就算还给他侵占的几座城池，齐、鲁力量对比也是无法扭转的，经过精打细算，舍几座掌心下的城池，换广大的国际社会声誉，这笔买卖还是划算的。
　　所以，我们的孔夫子在两百年后，虽然称赞了管仲为中华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批评说：“管仲之器小哉！”
　　
　　
　　管子一书
　　最后说说《管子》这部书，《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值得注意啊，这个编定不光是编辑、校订的意思，往往也混杂着删改、编撰、或者篡改、杜撰的意思。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管子》一书对经济价格及价格调节思想的论述系统而全面，尤其对于谷物（粮食）价格的调节和保护有着其十分独到的见解和认识。认为粮食是民生之本源，粮价是百价之基，粮食价格政策既是国家宏观调控粮食供求平衡最有力、最灵敏的杠杆，又是国家合理调节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关系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堪称是最早的国民经济管理书籍啊。
　　更为牛逼的是《管子》一书已经系统的发现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货币问题，提出了“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
　　尽管《管子》一书可能问世的时间晚于管仲其人，但在两千多年前就能看到货币和商品以及价格波动关系，还是让人佩服的，要知道那会大家没用贝壳才不久啊。呵呵。
　　
　　
　　综述：管仲同志的一生是从小商小贩起步、以宰相身份结束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尽管他的一生存在很多污点，但他是能干的、是聪明的、是智慧的、是贪婪的、是狠毒的、是狡诈的，是具有典型的商业特征的一生。

　　谜样的人——墨子
　　这个人可能木有华仔演的帅，但在历史的星空中绝对是帅、酷迷人的很，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过，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死，没有人直到他来自何方，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位个人还是一个团体，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团体的话，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团体到底存续了多久，（我倒真心希望，这样一个团体能一直神秘的传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也还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毫无声息，守护着我们，兼爱着、非攻着，有一个被称呼位“巨子”的大佬是团体的首领，无声无息，勤奋济人。）
　　他是我们科学史的巨人，他的和平理念感人肺腑，他不光坐而论道，他还起而行之，比起孔子的周游列国，墨子义助宋国的豪举，更让万古景仰，但在巨大的辉煌下，他只留给历史一个潇洒的背影，在他身后，一个伟大、神秘的学派也随之风流云散、不知所踪。
　　有时候，手拿《墨子》时，我不禁呆想，如果主宰中华思想的不是儒家、而是墨家，凭借墨家那超强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和思想，从文艺复兴、科学大爆炸以来涌现的那些文明成果怕就轮不到欧、美人了吧？哈，痴人说梦了。
　　
　　
　　谁是墨子？
　　有人说他比孔子老，有人说他比孔子小，有人说他和孔子同时代，哈，几种可能似乎都穷尽了，司马迁老哥当年就已经搞不清了，如果没有新的考古证据，大家再吵怕也吵不清楚吧，毕竟昔人已去两千年了。
　　有人说他是邾国人；有人说他是宋国人；有人说他是楚国人；还有人说他是印度人，这好像是位印度学者考据出来的，谁让你叫墨子呢，不黑叫什么墨子，既然这样黑，大概不是五十六朵花里面的吧？还有人说墨子是穆斯林，我晕，先知默罕默德活动在公元500年左右，比先知还早700年的穆斯林？这种大胆假设，胡适之看了会不会晕啊？
　　在一团历史迷雾之上，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了解到，墨子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当时墨家大行天下，知识分子几乎非儒即墨。
　　
　　从木匠到宗师
　　墨子他家可能是木匠世家，因为当时工匠是世袭制度，所以推定墨子从小就接受木匠活的耳濡目染，所以动手能力、实际操作能力超强，如果考劳动技巧、科学创造，墨子在诸子百家中那绝对是头一份。
　　据说墨子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
　　据说墨子见天上鹰飞鸟翔，就制成了木鸢，能在天上飞三天；
　　据说墨子比当时的巧手、后世的木匠祖师爷鲁班更早的发明了云梯；
　　看到满山的野果壳在雨水浸泡之后，流出的液体是有颜色的，墨子就发明了坑布之法，引导百姓坑染布料，墨子还把自己对坑布技术的感悟上升到哲学的思维高度，这就是后来他写的名篇《所染》。伟大的墨子啊，这才是中国文明史上极其重大的发明。
　　有如此手艺、有如此聪明的大脑，墨子要在这世界上混碗饭吃，可比贫贱时的管仲、孔丘容易多了。
　　但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因为他能超越平凡的生活，一个木匠，怀着兼爱天下的理想，满怀激情，上路了。
　　
　　眩彩身影
　　墨子生平流传后世最广的故事就是救宋。
　　楚国当时是南方的大国、强国，而宋国是中原地区的小国、弱国。楚王为攻打宋国，请公输般制造了一批云梯，准备随时进攻宋国。
　　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面吩咐禽滑厘带领300 多人前往宋国支援，一面亲自前往楚国，劝说楚王放弃不义之战。
　　 墨子日夜不休，裂裳裹足，走了十日十夜而至于楚国都城郢。
　　 墨子先见到了公输般。公输般说：“您见我有何吩咐？”墨子说：“北方有个人欺侮了我，想请您杀了他。”公输般一听，顿时不悦。墨子说：“我愿出高价。”公输般听了更为恼火，愤然说：“我奉行义，决不杀人！”
　　 墨子听了公输般的话，心中暗自高兴，站起来再拜公输般说：“咱们就讨论一下你刚才说的义吧。我听说你造了云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
　　 巧妙的开场、顺理成章的逻辑，公输般栽入墨子的逻辑陷阱，于是带墨子一起去见楚王。这个辩论开篇，比西哲苏格拉底如何？
　　 墨子见了楚王，对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他漂亮的衣服，邻居有一件粗布短衣，却想去偷它，舍去美味佳肴，邻居有糟糠，却想去偷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这个人一定是得了偷窃病了。”
　　 墨子又说：“楚国有地方圆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这相当于彩车与破车之别。楚国有云梦大泽，各种珍贵稀有动物充满其中，有长江，汉水，各种鱼类应有尽有，可谓富甲天下，宋国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简直有佳肴和糟糠之别。楚国有松、梓、楠、樟等名贵木材，而宋国连棵像样的大树都没有，这简直是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之别。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攻打宋国，这与患偷窃病的人有何区别呢？大王如果真的去攻打宋国，一定会伤害仁义，却不能占据宋国。”
　　 楚王说：“你说的有理。但公输般已为我造好了云梯，我是非攻打宋不可了！”
　　 墨子于是解下腰带，围成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代表守城用的器械。公输般九次设计攻城用的云梯等器械，墨子九次抵住了他的进攻。公输般攻城的计策用完了，而墨子守城的计策还绰绰有余。
　　 狡猾的公输般又心生一计，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
　　 墨子一笑，“你的心思，我明白，你的这个办法，我也能破解。”
　　 公输般、墨子两人谜语般的话，让楚王一头雾水，楚王忙问什么大家什么意思，墨子说：“他的意思，不过是想杀了我。杀了我，宋国就没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了，但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多人多人，已手持器械在宋国都城上等待着你们的入侵呢，种种抵御的方法，我已经都传给他们了！即使你们杀了我，同样也不能得逞。”楚王无奈，只好取消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这个故事，有个黑色幽默般的结尾。墨子回来时，恰巧天下大雨，他想到宋国的闾门内避避雨，而守门人却不愿接纳他，墨子被淋成了落汤鸡。
　　
　　
　　
　　我们的科技奇书《墨子》
　　 《墨子》一书公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
　　《墨子》一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非常难懂，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并解释了“小孔成像”问题）、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什么是圆、什么是方）、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
　　关于“圆”，墨子定义为：“圆，一中同长也。”（《墨经上》），原点、周长尽概括其中，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墨子定义为，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墨子定义为，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墨子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这样一个涉及几何、光学、力学、还有染色发明、逻辑的牛书，可惜后世少人问津，书中所蕴含的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直到近代，《墨子》一书才重新引人关注，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其科技含量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墨子、墨子啊，在春秋战国年代里，在数百年中，儒学与墨学并列为“显学”之列，但称雄学坛数百年后，墨学突然神秘地消失在文化的视野，似乎人们记不得它曾经是那样的横扫百家，叱咤风云。也许是因为墨学在许多方面以儒学为敌，所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令一下时，其命运便已经注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墨子》一书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荫于道家，东晋葛洪将墨子列为道家神仙之列，于是《墨子》一书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家的典籍汇编《道藏》中，让我们于两千年后，看的此书空叹息，为我们伟大民族两千年的一脉科技霞光、一点逻辑心跳扼腕叹息。
　　

　　
　　商战拉你做老大——孙子
　　
　　如何树立经理权威的经典案例
　　孙子家世代为将，从小衣食无忧，算是诸子中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孙子，原名孙武，原本是山东人，因厌倦了齐国几大家族的纷乱内斗，孙子青年热血，远赴吴国，结交了好友伍子胥，被推荐给吴王阖闾。
　　一开始，吴王不信任孙子的管理水平，孙子便提出无论男女老幼，经其调理，均可成为劲卒，吴王便将后宫一百八十名佳丽，交给孙子演练。
　　 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
　　 宣讲完操练要领后，孙子发令，宫女们天天囚在后宫里，金枝玉孽的，好不容易出来透口气，那把这个莫名其妙跑出来的孙子放眼里，无人听号令，笑者笑、闹者闹，队形大乱。
　　 孙子随后根据兵法，要斩两位队长。
　　 吴王大急，当个领导人真难啊，老要做这种江山、美人的选择题。忙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将军赦免她们。”
　　 结果，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两美人魂断当场。
　　 杀完人后，孙子发令，一百多宫女无人不听命、阵形齐整。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充分体现了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每个企业都会有一些和老板、大股东、董事长、监事长、主管部门负责人关系好的人员存在，毕竟不是童话世界，呵呵。想当好职业经理人，这关非过不可。处理不好这些人，经理的话没人听；但处理失当，经理人的饭碗、乃至身家性命都未必稳妥。孙武哥还是比较猛的，看准了大老板的心态，只要企业出业绩，开掉点冗员、小蜜也能忍，从而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抓住了机会，在团队里树立起权威。
　　 随后几年，用兵如神，以三万吴军力破楚军二十万，威震天下，最终被司马公评级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也”。
　　
　　 但孙子可不是靠乱杀人立威的愣头青，此一时、彼一时，孙子分得清楚得很，时机一变，等企业发展强大了，老板开始追求稳定、不把业绩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时候，“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伍子胥身死之后，孙子飘然归隐了。
　　 看看孙子人这职业经理人当的。从某种角度看，伍子胥同志虽然非常尽责，但混淆了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界限、责、权、利，又碰上了夫差个混蛋老板，于是一拍两散，自己死了、企业垮了，教训沉痛啊，值得反思。
　　
　　商战的经典教材
　　孙子的思想不但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推崇，其理论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商场有时候恰似战场。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
　　 《孙子》兵法十三篇五千余字，哈，现在多少商人都在看啊？敌我双方都看，但照样有胜有败，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啊，《孙子》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韩非子
　　一位失败的职业经理人
　　
　　从其人生经历来看，韩非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一个失败职业经理人的特点；但从其学说来看，韩非子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比儒家都更为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制度、乃至中国经济的走向。
　　
　　先后被两位老板投下不信任票
　　韩非子出身贵族，什么是贵族？那就得是生下来就没为衣食住行操过心，自幼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自己身遭没兴趣、没感觉的事毫不察觉，脑子里一门心思都思考的是凡人顾不上、或者根本想不到的东东。
　　这种贵族如果品行好、人购聪明，那绝对风姿卓越、才学惊人、修养还好，但往往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从小都被此后惯了，那会和人套磁啊。
　　韩非就是这种人，而且还是典型！书卷中洋洋洒洒、治国平天下，等落实到操作层面，执行不下去，没操作能力。
　　首先跟韩王，按照历史书记载，反正韩王老板最后没用这位CEO；韩非子又跟秦王混，但最后也没得到老板的信任，最后落得身死狱中。
　　韩王可能企业规模小、老板素质低；但秦王那绝对是大有作为、急着要大规模并购呢，为什么韩非在高素质的秦王那也混不下去呢？综合看来，韩非之所以先后被两位老板投下不信任票、无人放权给他，重要原因就是韩非不会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无法得到领导的信任，一个领导不信任你，或许是领导的问题，两个领导都不信任你，呵呵，孩子，该从你自己身上找问题了。
　　
　　重农主义
　　韩非的经济思想集法家之大成，主张法治，强调“富国以农，据敌恃卒”，认为只有将治国和强兵的基础建立在农业上，才能做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反之，如果农事荒废，那么“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
　　此外，韩非也重视其他增加财政收入的因素，曾指出：“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对物流、商业的作用那是十分门清的。
　　韩非还是历史上最早明确讨论增加“贸易顺差”的牛人，当然，那会不说“顺差”，韩非的原话是：“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则入多”。入多，自然顺差了。
　　韩非在主张薄税赋，主张对穷人和富人的税赋要公平。
　　
　　经济学的理性前提
　　当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而理性经纪人是指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选择的、自私自利的人，也就是这种经济人的理性活动造就了“看不见的手”调控着市场价格。这种说法基本成形于西方经济学成立之初，风行于世三百年左右。（近几十年，大量经济学人纷纷认为很多经济活动参预者的行为其实并不理性，这种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有缺陷，不过这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但其实早在两千年前，韩非也提出了类似说法。
　　韩非子以人之“自为心”、“自利之心”、“计算之心”为其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试图用经济利益来诠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韩非开诚布公地宣称：“人之急利，甚也。”“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韩非认为，天下之人皆自私自利，称“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互“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地主与雇工，乃至人世间的一切关系无不是一种“与人市”的交易关系，莫不受这颗“利之所在”来支配的；而所谓的“仁义”道德观念无非说教，空谈而已，更是一种误国害民的“愚诬之学”。
　　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教义，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被韩非扣住脉门了。难怪有人评价，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市场经济的大门，而这颗“看不见的利己之心”却开创了君权专制社会的新局面。
　　
　　
　　“定分止争”与“产权理论”
　　法家有一个著名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法家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解读案例，“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199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这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
　　科斯认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能够保证经济高效率的产权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 （1）明确性，即它是一个包括财产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及对限制和破坏这些权利时的处罚的完整体系；（2）专有性，它使因一种行为而产生的所有报酬和损失都可以直接与有权采取这一行动的人相联系；（3）可转让性，这些权利可以被引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4）可操作性。 清晰的产权同样可以很好的解决外部不经济（指某项活动使得社会成本高于个体成本的情形，即某项事务或活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行为人并未因此而付出任何补偿）
　　两相比较一下，法家的理论和科斯的理论骨子里似曾流淌着同样的血脉，更关键的是，我们注意该现象是在两千多年以前，那时法家诸子似乎就已经淡淡的触摸到了产权理论的门槛，只可惜在随后两千年里，中华民族的诸多知识精英依然没有走到门槛之内，前仆无后继。
　　
　　
　　韩非子的学说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有很多人曾经感叹，中华文明看似以儒家为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明儒暗法”，各代帝王名为仁义礼乐、实则法、术、势掌控天下。也正是因为韩非子的学说，才导致两千年以后，各帝国一直奉行农战优先、商业靠后，农业为本、商业为末的基本国策。事实可能未必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一点在后面还要继续展开讨论，但韩非子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