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他的善意铺成了炼狱之路
　　“人之初，性本善”，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就源于孟子。这位主张“人性本善”的可爱孟子，在他的人生道路尽情挥洒着雄辩、智慧和善意，但纵观两千年经济长河，他的善意在不知不觉间、在一代代假道学的努力下，铺就了中华民族的炼狱之路。
　　
　　
　　儒家“左派”
　　孟子小时候家里也很穷，和管仲、孔子家一样，由于有关孟子的故事中，大多只见其母（比如孟母三迁），但不见其父，所以多数人认为孟子早年丧父。
　　　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十五岁左右，他入学读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大约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门生约有数百人。
　　大约四十多岁时，孟子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肩负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弟子步孔子的后尘，周游列国，推行仁政，但也是没有啥子结果。
　　孟子死后，其学说在第一个千年中，一直不温不火，伴随着孔子暖暖场子而已，等到了宋代，其地位一下空前高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为理学家、假道学朱熹所推崇，《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到了元代，元朝的皇帝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始被封建朝廷尊封为“亚圣”。到了明代，因为朱元璋姓朱，所以同姓的朱熹走红，从而把儒家左派孟子越捧越火。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出现在宋代，而恰好是在宋代，孟子学说开始被推崇备至，此后孟子地位越来越高，而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萌芽，这点有些微妙，后面展开谈。
　　
　　
　　 孟子那虚幻的“性本善”
　　孔子去后，儒家分为众多门派。其后，荀子说人性本恶，孟子说人性本善。到了南宋，有人编了本《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弄得人人都以为孔子、孟子是一条战线的，两人都说人性本善。但实际上，孔子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前一个命题，没涉及过。孔子对人性的判断是含混的，从目前直接流传下来的信息来看，没有发现孔子对人性是善是恶，进行过直接、清晰的判断。
　　孔子对人性的态度看似含混，其实很明确，托尔斯泰曾说过每个人都包含着全人类的所有性格，看遍人事沧桑的孔子以“性相近，习相远”六个字精准的阐述了人性的同异，这样复杂的人性那是善恶两个字能说清楚的啊？“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其实是个假问题。
　　孟子这位儒家左派，高呼人性本善，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自己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
　　就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孟子非常推崇井田制的农业经济政策，主张百亩（合现制三十亩）为一田，九田为一井，一井的中间那一田为公田，收成归政府，四周的八田分给八户农民私有，收成归个人。一井上的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好公田，然后才能到自己的一田上去耕作，这样就等于叫给政府九分之一的实物税。当时之所以这样低的赋税，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经济。
　　晕啊，《诗经》早都生动描述了井田制度下，公田被人为荒废的情形，《诗经.齐风.甫田》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即齐国公室使用奴隶劳动进行耕作的“公田”。这几句诗的意思是：不要耕种那甫田，莠草长得又高又密，不要耕种那甫田，莠草长得像木桩一样。这同西周农事诗，如《丰年》、《载芟》、《良耜》所形容的“公田”的丰收景象相比，已是两个时代。《甫田》是齐襄公时的齐国民歌，就是说在管仲执政之前，齐国的“井田制”就难以维持了。鲁国在公元前五九四年已经实行“初税亩”政策，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而一律取税。这都是孟子出生前两三百年间发生的事，可见孟子学习儒学不认真啊，没好好读诗啊。
　　那井田制度产权不清晰、责任不清晰，违背产权制度，肯定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如果人性真是善的，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人人对私田、公田一视同仁，但问题是实际情况不这样啊。法家总结的人性自利啊。
　　性本善假想之上的经济制度，很难落实啊。面对孟子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老人家，各国诸侯怎么能用其政策啊？问题是孟子还特能侃，一顿口沫横飞，老把对方辩友说的哑然，但辩论的胜利未必是逻辑的胜利，言语的成功未必是实际的成功啊，只可惜万千后人只陶醉在孟子的滔滔雄辩中，而忘却了多去看看实际情况。
　　
　　
　　孟子乌托邦的遗毒
　　在性本善的基础上，孟子还勾勒出了其心中的美丽新世界、完美乌托邦。
　　孟子在其书中描述的理想经济情况是老百姓能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个乌托邦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农业经济的色彩，在孟子之时，也有大规模的城市出现了，当然那个年代就要求孟子认识到市场经济、认识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认识到第三产业的巨大潜力，那是痴人说梦。
　　但孟子的思想，在宋代以后，在孟子红火起来后，极大束缚了众多没有想象力的儒生的脑子。
　　公元1840年后，外夷威逼，在如此环境下，大量的儒生想出来的富国强兵的救策依然是孟子的老一套，要井田、要五亩之宅、要人性善、要恢复尧、舜、禹三代旧制，加入的时代元素就是要驱除洋货、要驱除洋人，而不去看差距、不去看科技、不去看实际，看似满纸忠义情怀、仔细思量确实毫无用处、满纸废话啊。
　　后代的愚蠢似乎不该归咎于千年之前的古人，但“性本善”的惯性思维却已经牢牢套住了无数的大脑，奈何啊。
　　

　庄子以及老奸巨猾的老子
　　此节内容将把老子和庄子一起展开谈，呵呵，但本文之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不是因为老庄思想一致而如此处理，而是因为他们被人误会为一致、为区别他们的巨大差异，而这样处理的。
　　
　　两千年的一场误会
　　世人经常把“老庄”并称，其实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老子圆滑、庄子赤子之心，两者完全不同的。司马迁在做《史记》的时候是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人合在一传中的，老子部分迷雾一团，庄子部分寥寥数语，申不害几笔带过，就韩非的内容记载颇详。
　　 关于《老子》一书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老子骑牛西去，为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遂著《老子》一书后而去。但最后一被考证，老子过的是函谷关，后世又说孔子曾问道于老子，但孔子在世时尚无函谷关，老子怎么过啊？还有人说老子过的是散关？没有定论；关令尹喜，关令是职位？尹喜是人名？还是关令尹欢喜的说？《汉书》里还有个关尹，什么关系？哈，简单的一段文字，仔细一探究全是疑问。
　　 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先秦的老子就有三个，一位是楚苦县的李耳，一位是楚人老莱子，还有一位是周太史儋。这三个老子是否都真实存在过？是哪位老子提出了道家的思想？《老子》一书到底是哪位老子的作品，是三人中的一位所写，还是三位老子陆续发扬传承？还是压根跟这三个人就没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早已无人知晓。就在这一连串的问题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埋藏了两千年的误会。
　　 世人多认为老子居前，庄子居后，但按照钱穆老兄的学说，老子或许居前，但《老子》一书实为后出，《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应该在《庄子.内篇》完成之后（需要说明下，现存的《庄子》一书也是属于集体创作的作品，只有《庄子.内篇》部分被认为是真正出自庄子手笔，《庄子.外篇》、《庄子.杂篇》均为庄子粉丝匿名添加，真感叹中国历史上有那样多写书不留名、篡改留痕迹的人士啊），钱穆从道、帝、天、物、大、一、阴阳、气、德、自然、象、法等字的含义、用法演变过程详细推理了《老子》的晚出。
　　 拜读后，深是叹服，以前读书之时，就能感觉到《庄子》一书所体现的是一片赤子之心，真无为，无所求而无所为，行为上无所为是因为内心真的无所求，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达到无所求；而《老子》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洞察了人世间所有奥秘后的老谋深算，是假无为，是有所求而无所为，行为上无所为是因为内心深处有所求，但是是通过“无所求”这个手段来达到“有所求”这个目的的。（话说的比较绕口啊，哈哈）《庄子》、《老子》两书感觉起来，《老子》更成熟，不像是开山之做，倒像是《庄子》的发展和延续。钱穆老兄一席话，解开迷惑啊。
　　 或者老子生活在庄子之前，或者三位中的哪位老子或者其他的老子已经开始阐述道家的思想，或者庄子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开始著书立说，但从两书的内容看，支持钱穆的观点，《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在看了《庄子.内篇》后开始“码字”的。明白了《老子》成书时代较晚后，前面的很多疑问也就解决了。
　　
　　
　　视经济如无物的庄子
　　庄子是诸子百家里，唯一一个几乎完全没有谈及经济的牛人，其他诸子多多少少都有些经世济民的想法，至于能不能实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他诸子，或多或少都会谈到财富、谈到治国，有时是以片段的形式出现，有时是以鸿篇大论的形势出现的，只有到了庄子这，基本没提这事。
　　庄子在濮河钓鱼，楚国国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
　　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的好朋友惠施被封为魏国的宰相后，庄子很为自己的朋友高兴，启程去访见惠施。庄子的行程传到小人那儿，他便歪曲庄子的来意，从中挑拨说，庄子此番进京拜访，来者不善，意在谋取相位。惠施一听，心里十分恐慌，害怕丧失官位，于是下令搜捕庄子。为了抓到他，整整在国都搜查了三天三夜。
　　 惠施的举动被庄子知道了，庄子索性主动登门求见。惠施见庄子竟敢自投罗网，吃惊不已。庄子也不向惠施多解释，只是坐下来讲了一个故事：
　　 在南方，传说中有一种神鸟，它从南海出发飞往北海，在途中，若不见高高的梧桐树，绝不栖息；不是翠竹与珍稀的果实，绝不食用；不遇甘甜的泉水，绝不畅饮。
　　 神鸟一路飞翔，它在天空看见地面上有只猫头鹰，正在啄食一只腐烂的死鼠。猫头鹰饥不择食，它在看见头顶上的神鸟后，以为是来抢食死鼠的，于是涨红了脸，羽毛竖起，怒目而视，作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它见神鸟仍在头顶飞翔，便对着它声嘶力竭地发出吓人的喝叫！
　　 庄子把猫头鹰遇到神鸟的故事讲完后，坦然地走到惠施面前，笑着问他：“今天，您获取了魏国相位，看见我来了，是不是也要对我恫吓一番呢？”说完，庄子放声大笑，拂袖而去。
　　 这就是庄子，不同于谋求行道的孔子，不同于以法治国的韩非子，不同于妙算的孙子，不同于趋利的管子，他完全步追求任何名利的东西，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词汇，这哥们直接把自己的需求曲线降到了零点，无欲无求，人生一场大梦，蝴蝶庄周，庄周蝴蝶？所以妻子离去鼓盆而歌，所以庄子曳尾泥中，所以庄子甘为小吏寻求一生快活。
　　 尽管庄子没有什么成型的经济思想，但他的人生思想在以后的岁月中，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加了一抹亮色，很多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很多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很多人梅妻鹤子，或主动、或被动的步了庄子的后尘。这种人生观的巨大影响，实非经济层面所能及啊。
　　
　　
　　
　　《老子》——最早的宏观调控政策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魏国、赵国等都前后进行过变法，在变法过程中，同时也就往往包含着大量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从这些角度看，经济宏观调控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应用要比《老子》早，但这主要还是具有区域性的，相对于统一的中华帝国来说，《老子》实际上是最早的宏观政策调控方针，其政策效力覆盖面遍及华夏大地，那样多的人口、那样大的土地面积，第一次在一个政策意见下运转，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第一次。
　　 汉初，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基本都延续了“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经济策略，与民休息、勤俭节约，其指导思想就是《老子》。
　　 《老子》一书在汉初地位是非常高的，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喜好老子的书，爱不释手，经常彻夜通读。
　　 有一次，窦太后问博士辕固生：“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书精辟，妙不可言，先生你认为如何？”
　　 辕固生知道窦后让他赞扬老子的思想，但辕固生不屑一顾，颇为轻视地说：“此是家人言耳。”
　　 窦太后听了大怒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真是连猪都不如。来人，把辕固生扔到野猪圈里喂野猪！”于是，命人将辕固生与野猪关在一起，想让野猪咬死辕固生。
　　 汉景帝知道了，立即让人拿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在野猪向他猛扑过来，拿出利刃，把野猪刺死。窦太后见辕固生没有被野猪咬死，也就做罢了。
　　 这书的地位就高到这种程度，不能让人说“不”，谁说不，谁就喂野猪。
　　 经济学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鼓励竞争，而很多学人都认为只有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环境下，竞争才能充分展开。《老子》一书所传达的“无为”思想为主管部门所采用后，实际上正好制造了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环境，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万类霜天竞自由，汉初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谈到。
　　
　　
　　诸子原是同路人
　　
　　
　　
　　诸子百家起于管子，终结于韩非，管子约生活在2600多年前，韩非子约生活在2300多年前，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纵横将近三百年，如果按照《老子》一书晚出为下限推测的，伟大的诸子时代或许还能延后一段时间，除了前面提到的儒、墨、兵、法、道诸家，纵横、阴阳、杂家等也是人才辈出，共同照亮了三百年的历史天空。
　　静夜之中，孤灯一盏，遥想诸子，一瞬间觉得宁静而高远，儒家慷慨恢弘、墨家大气凌然、管子趋利避害、孙子冷酷精算、韩非律令森严、庄子逍遥天地、老子后发制人、孟子辩才无碍……诸子争鸣，时代光彩万丈。
　　大树之荫下，往往草木零落，因为光芒都被巨木遮盖。
　　此后两千年，中国民族的诸多才智之士虽有人跌宕起伏、有人奋发图强、有人经世济民，有人悄然引退、有人追求人格上的自我满足，种种形态，可谓千姿百态，但不管其愿意不愿意、认同不认同，都被其世人、其后人分门别类的贴上了诸子门人、后学的标签。
　　严峻者切近法家，王安石、张居正难逃法家之评；朱熹刻板、阳明洒脱，“朱子道、陆子禅”似乎定论；终南山、桃园下，庄子早留痕迹……追根溯源，似乎都在诸子时代完成萌芽，后代如何努力，但总是难脱诸子的影响。
　　
　　
　　静夜中回首诸子，虽看到各家的不同气象，但放眼中西、对比古今，不得不感叹诸子原是同路人，看似百家争鸣，但百家其实共通。儒家盼望能以“礼乐止干戈”；兵家深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墨子“非攻”；道家“清静”；法家“强国”……
　　各派学术虽然各异，但都努力地想消除这个世界给自己所带来得不确定性。孔子提倡礼乐，后在孟子的阐释下，儒家的理想社会不过几亩土地对几个农户、丰衣足食；庄子是放浪形骸，《老子》一阐释，不过是鸡犬相闻，老死不往来，照样田园牧歌，实质内容还是几亩土地对几个农户；韩非富国强兵，但兵从何来？归根结底还是农本、耕战；管子、墨子虽有不同之处，但管、墨两家随后风流云散，乏人问津，不同之处更被历史淡忘，而细数管、墨，其根源也有同于其他诸子之处，管子的粮改、墨子的“兼爱”多少都体现着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百家都是中华大地上的果，根基都是小农经济，有时候看大家的区别只在于有的强调农本、有的偶尔看了看商业，有的提了提礼乐、有的提了提法律而已，但都是农本下的蛋。两千年来，道、儒、法几家，你唱罢、我登场，或是你台前、我幕后，看似不同，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相比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似乎从那时起，他们思想涉及的人文科目就要比诸子更多些。
　　 在两千年前，要求诸子看到服务产业、科技含量，那自然是无聊、无理，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百家风云，看似各有门径，实则同路，那到底是一家还是百家？此后两千年，中华民族始终没有踏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否受此影响呢？这点后面详细谈。
　　 展望之余，还需溯源，诸子的经济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给这些思想提供了养分、让他们生长？这得从头说起，让我们把眼光先扫向诸子之前的茫茫时代。
　　
　　

　　经过长假,咱们已经完成了对诸子经济思想的探讨,这些经济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影响到现在的每个人,每个人的财富观中或多或少都有诸子的影子.
　　
　　下面我们起程,去看看中华民族的财经源头,这会不是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了,开始实体经济部分了,哈哈
　　
　　
　　
　　
　　
　　
　　谁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商人？
　　
　　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找出答案的问题，但已经有了很多答案。
　　有着下面几种答案：
　　一、炎帝，也就是神农氏，《易经》里说就是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场的成立者，市场经济的领路人啊。
　　二、黄帝，说黄帝以“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这说的是长途贩运、倒买倒卖。
　　三、尧，据说尧执政当年也是“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谈到了“交换”行为。
　　四、舜，据说舜当年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贩于顿丘，也就是说舜在历山种过田、在雷泽做过渔民、在河边做过陶瓷、在顿丘做过小商小贩。值得注意啊，在一大堆不靠谱的古书里翻来翻去，舜是其中第一个出现的、自身直接从事过商业活动的同志。
　　五、想必您猜也猜出来了，这第五个答案是“禹”，不然该三缺一了，哈，有书记载“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如果该记载确定无疑的话，那中国的金属货币历史、制造货币历史就要从夏朝开始了，此后几千年里，中国古人只要一谈到货币问题，开口都是从大禹起，大禹圣人啥啥的。但问题是从考古的情况来看，所发现的所谓几个夏代遗址里依然是贝壳，在其后的商代遗址中也是发现了大量的贝壳，从实物情况看，并不支持金属货币源于夏朝的说法。在夏之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天然贝壳，但其用途暂还无法确定，不能断定从新石器时代起，那贝壳就是做货币用的。在此可以对比一下关于“炎帝、尧”的传说，都只谈到了交换、以物易物这种原始的商业形式，不管是贝壳，还是金属货币，一般等价物都未出现。
　　前五个答案，主要都是来源于先秦古籍的记载，先秦古籍两千年里，不但屡为人删改，当年最早写书那哥们还神话、历史不分家呢，这段看着写日常生活的还不离谱，下段就开始飞天、遁地、请神、降魔了，文章真实性严重待考。况且这五个答案，基本上都体现了浓厚的名人效应，没伟大的社会群众什么事，功劳都是领导的，而实际生活中，部落老大直接从事创新和社会分工的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种答案往往只寄托了美好的想法，也多少反应了一些时代的特征，关于此内容值得我们三思三思再三思啊。
　　
　　第六个答案啊：
　　 黄河故道，风萧萧，天地苍茫，一群人辗转反侧，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原大地，在不断迁移的同时，他们与周围的部落交换牲畜、皮毛、粮食种种物资，小小的贝壳已经开始在交易中充当中介，一般等价物悄然走上历史舞台，这一事件是这样的事关重大、影响深远却又无声无息。现在手中握一美丽的贝壳，还会觉得掌心温润、内心快乐，能想象先民们当年选贝克做交易中介的感觉。
　　 这个部落的名字就是“商”。
　　 这个部落里不但确实有了最早的商人，还记载了最早的为商业献身的人——商人的先祖王亥。据说王亥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为人使役。 王亥的主要经商活动，目前并不可考，但其最后一次经商却记载颇多。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帝泄十二年，即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曰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后，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了仇。
　　 商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河南，现在的殷墟就是明证，王亥当年等于是从河南到河北卖东西，现在这点距离连长途贩运都算不上，结果王亥当年死于非命，多少也可见最早的贸易活动风险很大啊，你的交易对象往往还不习惯交易，还比较习惯野蛮法则，“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不给我就让你不是你”。
　　相比于前面几个答案，商人的经营路线、用具、大体交易方式，都可估算，也有遗址中的实物做支撑，堪称是确实无疑的。这个答案从我们的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到证据。我们为什么会称呼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人为“商人”呢？这一名词实际就源于“商”部落，一直沿袭至今。由此名词就可见，商代、商人对中华民族商业、经济的重大影响。
　　前一阵网上有人经常调侃“河南人”，说河南人狡诈、不好打交道、容易占你便宜，呵呵，已经四千年的商业部落、商业传统了。
　　
　　第七个答案：
　　很多古书都是人瞎编的，古书里的话都不可信，他们能编，我们就不能编？“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男人英勇善战，一个女子美丽聪慧，男人打来猎物，这男人喜欢这女子，便把猎物送给她；女子喜欢这男人，于是磨兽骨为针，缝兽皮为衣服，作为回赠。一来一往，交换出现。只要社会出现分工，随之而来的就是交换的出现，有了交换，商人还会远吗？而最初的社会分工不过是一株谷穗、一块皮肉、一头小小的牲畜，最早的交换不过是一次危险的接触，抑或一次温暖的眼神，那时天高地阔、那里地广人稀，那能敲实啊。
　　依我说，不如让他们做最早的商人吧，呵呵。

　　四千年前也得交税
　　
　　早归早，税还是要交的
　　先搞一个金曲颁奖礼，哈哈。
　　尧帝时期最佳流行歌曲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加哉。”没法不是这首歌啊，从那个年代流传到现在的歌曲总共也没几首，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颁奖理由：该歌曲歌词直白、简洁，以写实主义的手法白描出了田园生活的生动场景，日出、日落对比工整，饮食两句排比顺畅，最后的反问既有力度还提升了全歌的意境，从思想层面来看，表达了作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欣喜歌颂。
　　从这首歌所表达的内容，我们有理由推论出来，既然没有任何帝力干扰，那也说明在尧帝时期，普通社会公民还没有承担起纳税义务，没有任何税务概念，真正的自由人、自由港啊，呵呵，不过这种好日子过不了多久了。
　　到了大禹的时候，中华民族最早的税收体系建立起来了，针对此次纳税的大事件，儒家在《尚书.禹贡》、《周礼》等书里进行了纪录。
　　按照《禹贡》记载九州所贡方物非常具体，如兖州“贡漆丝”、扬州“贡金三品”等。《周礼》的记载则更明确，《闾事》依人们的不同职业，分别规定其应向统治者贡纳的物品，如农民就贡九谷；工人就贡器物；商人就贡货贿；牧人就贡鸟兽；女人就贡布帛等。对四方邦国，则要求“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职方氏》）。这些都体现了“任土所宜”的赋税思想。在古代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纳税人用自己的生产品交税是合理的征税原则，你让他交别的东东，他也交不了啊。
　　
　　
　　住的越远 税越多交
　　现在一般人民群众，不包括老板们啊，主要面对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和你的收入成正比的，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税收越高。
　　在最早纳税的年月，这个税不是按你收入多少计算的，是按你住的远近算的。按照《周礼》的记载，那会的田赋采取轻近重远的原则，王城近郊征收税率从轻为5％，离王城渐远税率渐高，最高可达20％。
　　这个税收原则订的有些难以让现代人理解，有专家解释说，这是由于距王都近的人民须负担较重徭役的缘故，“徭役”就是你给国家、给政府、给王室干活去。古时候，老百姓不光要缴纳所得税，每年还得给人白干几天活。有专家推论，在禹贡以前虽无记载税收问题，但可推想老百姓也要承担力役之征，大禹治水史有所载，但这样的工程绝不是大禹一人所为，而征集多少劳役肯定不会是小数字。
　　 所以，离主子们近，被使唤的自然也勤，所以少收点税，住的远的，那就多交点税吧，不然主子住哪哪没人啊，老百姓见了主子都得跑啊，呵呵。
　　 那时候的税款还是专款专用，《周礼》指出：王国的赋税分为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和币馀等九类，称为“九赋”；主要财政支出也分为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和好用等项，称为“九式”；一定的赋税类别只能用于规定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羞）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都之赋以待祭祀”等。
　　 专款专用，立意是好的，但那会具体执行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禽兽与奴才
　　 值得强调的是，《禹贡》还创建了独特的纳贡体制，夏王朝虽四、五千年前就已消散，其王朝的情况还沉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但这个纳贡体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朝鲜、安南、琉球等异邦小国都是在纳贡体制下，接受中华文明影响的。
　　 记述于《尚书·禹贡》的“贡”法规定了“五服制度”。即将各地诸侯的土地按距离王城远近划分为：“甸、侯、绥、要、荒”等五服。距王城五百里以内的属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属侯服，依此为推，并依此为依据，按不同要求向奴隶主王室提供实物、劳役、军役等。如旬服内，距王城一百里的奴隶臣民　，将割下的庄稼上贡；距王城二百里的要把庄稼的秸杆割去后上贡；距王城三百里的要把庄稼脱去芝尖后上贡；距王城四百里的则要把粟上贡；距王城五百里的要求上贡舂好的米。不知当时是否存在成本这个概念，但“贡”法对有纳税成本问题考虑相当出色，充分体现了公平原则。
　　 以后几千年中，具体的标准“里”数虽然乏人提及，没人真去量量距离，但这种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所形成了心理态势，却深深的在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烙印。以至于，我天朝上国最早与西方各国接触时，都是抱着他们“四夷来朝”、我们“威名远扬”的想法，就没把人的国家当成平等的谈话对象。
　　 鲁迅先生的总结是：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实行了四千年的纳贡体制，又一直少遇在文明程度上更牛的对手，确实容易不会平等看外人了。
　　 就算是异族入主中原了，比如蒙古、满族、还有更早的鲜卑什么的，他们在国际关系准则上，也还是采取“纳贡”体系，他们部落几百年来见过的最高等的文明就是华夏文明了，以前是纳贡的蛮夷，现在有了翻身的机会，自然高兴的在龙椅上欢欣接受供品了，新的国际模式那是无从弄起的。从某种角度来看，直到新中国的周恩来代表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才算是彻底终结了华夏文明这延续了四千年的纳贡体制。
　　 这种体制能延续如此之久，自然有它的时代合理之处，但因其遗留至今的问题也是不少。以前纳贡体制下，中国是天朝上邦，领土、边界，呵呵，笑话，尔等蛮夷按惯例生存就好，如敢作乱必然严惩不贷，所以很多边界的划分都不是非常清晰，当时没这个必要，你都是我的，仰我鼻息、年年进贡，还分什么边界啊；新的国际关系下，最起码大面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国与国，要互相尊重什么的，清晰的边界成为必须，所以四千年往来的老账，都赶到现在几十年里算，算得人头疼啊。
　　

　　先秦富豪群
　　哪个朝代都有有钱人啊，先秦照样有，尽管先秦典籍被赢政兄烧了不少，但从存留的先秦文献还是能看出不少先秦富豪的翩翩身影。
　　下面，就来展示一下中华民族最早的富人群落，让我们看看他们都是靠什么方法致富的，看看他们都富到了什么程度。不过首先得承认，这个富豪榜是相当不细致的，翻很多古书也难找出几个富豪的只言片语啊，中国人从古到今在书里都是多言道义，少言货利。
　　
　　
　　
　　先秦富豪榜
　　姓名 籍贯 财富额 行业
　　管仲 齐国 富有三归 不详
　　陶朱公 楚国 巨万 商业
　　子贡 卫国 巨富 商业
　　白圭 周人 巨富 商业
　　猗顿 魏国 巨富 畜牧、盐业
　　郭纵 赵国 与王者比肩 冶铁
　　吕不韦 阳翟 富可敌国 商业
　　弦高 郑国 不详 牲畜贩卖
　　曹邴氏 鲁国 巨万 冶铁、金融
　　刀閒 齐国 数千万 渔业、盐业
　　师史 周人 七千万 纺织
　　孟尝君 齐国 巨富
　　信陵君 魏国 巨富
　　春申君 楚国 巨富
　　平原君 赵国 巨富
　　乌氏倮 少数民族 巨富 畜牧
　　清（女） 巴 巨富 矿业
　　
　　
　　商业成为第一暴利行业
　　这份富豪榜单，上起管仲，下至乌氏倮、清，从春秋到秦帝国一统天下，跨越的时间约四百多年，他们生活在距离我们2600年至2200年这段时间。之所以以秦为分界，是因为秦统一后，俺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彻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先秦富豪与后代的类比性没有那样强烈了。
　　从榜单性别情况来看，只有一位女富豪，还出现在巴地，当时西南区域的地名是“巴蜀”，按现在有人解释，“巴”是大巴山区域；还有人说“巴”是指四川部分地区还有湖北部分地区，解释不同了。感觉这个区域能出现女富豪不是种偶然现象，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或许当地在两千多年前，还依然残留了一些母氏社会的习惯遗存，所以才能够接受这位女性执掌这个据说已经经营了好几代的矿业企业。
　　其他富豪都是男性，男性当家，那自然是近几千年来社会进化的主旋律了。
　　
　　从地域情况看，尽管陶朱公是楚国人，但其财富生涯主要集中在齐国、陶地，加上管仲、曹邴氏、刀閒，在齐鲁大地上完成财富积累的共有四位富豪，子贡的很多活动也主要围绕齐国、鲁国进行，由此可见齐、鲁两地是当时经济活动的绝对热点区域。
　　整体来看，河北、河南、山西，这些传统的中华文明活动区域也出现了几位富豪，当地的经济活动也是相当活跃。秦地、楚地、韩地、燕地的富豪情况较少在古籍中出现，这并不是说明当地没富豪，只是多少能说明一点两千年前的区域经济活跃度的情况。
　　
　　从富豪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商业，几乎一半的富豪都出自该行业，看来这是当时的绝对暴利行业啊，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牟利无数啊，畜牧、冶铁、盐业也是成就富豪的主要行业。
　　
　　关于这些富豪的记载多是只言片语，少见完整生平，所以很难了解到这些富豪的家庭背景，从可以确知的信息来看，管仲、猗顿、都是白手、赤贫起家，女富豪清他们家到是几代矿主，世家积累了。
　　需要说明、强调的一点是，这个简陋的富豪榜还统计了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这些“太子党”们，他们都是高干背景，带着金钥匙出来的，虽然都是大富豪，但其商业活动自然是乏善可陈的，之所以引进他们，一是他们确实是绝对的富豪人物，二是想说明这种高干富豪古已有之，对他们的经济活动，值得专门looklook。
　　
　　

　管仲到底有多富？
　　
　　所有的人都说管仲特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富有三归”。孔子、韩非子、晏子、司马迁全都这样说，一说管仲的钱袋子，就说“三归”。
　　但问题是什么是“三归”啊？历代众说纷纭，各家解释“三归”的说法得有十多种：
　　（1） 包咸觉得“三归”是说“国君取三姓女，管仲亦取三姓女”，意思是管仲富得娶了三个姓氏的女孩，这个解释其实还是模糊，三个姓氏的女孩，那是三个啊？还是每个姓氏来她几十个啊？
　　（2） 王充说这代表“诸侯之礼”，管仲富的可以以诸侯的礼节混江湖了，但感觉这个解释也不贴切，这个更偏重于管仲的待遇问题，而不是财富程度问题；
　　（3） 俞樾说“甲第三区”：“所谓‘归’者，即以管仲言，谓管仲自朝而归，其家有三处也，则美女充下陈者亦必三处。有三套住宅，这个富豪标准也不好说，三套经济适用房，还是三套豪华别墅啊？哈。
　　（4） 金履祥说“税法”；
　　（5） 梁玉绳说地名，就是说“三归”这个地区就全归管仲了；
　　（6） 陶方琦说邑名；
　　（7） 武亿说藏泉布的府库，这个说法很干脆，直接把金库给管仲了；
　　（8） 毛奇龄说因三娶而筑台以名之；
　　（9） 郭嵩焘说市租之常例归之公者也。其理由是，“《管子山至数篇》云‘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三归’之名实本于此。……其书所载计民之利而归之公，有十倍、百倍侈大之言者，而以三为率。《轻重》诸篇屡见焉。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并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归。’其言较然明显。”
　　 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靠谱，就是把部分国家税收直接给管仲了，算管仲私人财产了。
　　
　　如果三归是指“三套房子”、“三个姓氏的老婆”，那这些作为富豪标准，感觉管仲的财富级别太低了，三套房子，按北京目前的市场均价，三套一般户型的房子，算下来，管仲连千万身价都没有，虽然千万级别也是相当大的数字了，但对管仲来说，似乎低了，不然也不至于被这样多后人惦记着。
　　说“三归”是金库，感觉不太可能，估计齐桓公舍不得，自己还得用呢，呵呵。
　　说“三归”是地名，有这种可能，管仲被封赏到了这块土地，但从两千年的考据来看，没发现这个地名的所在。
　　总体判断，还是“市租的部分”这个说法最靠谱，以该说法为标准想象下，管仲的财富体量得多大啊，市场交易税的百分之多少直接归自己家了，这种收入，干几年下来，真是富可敌国啊。
　　但管仲的这种财富，不管“三归”到底是什么啊，是靠国家权力划拨过来的，并不是个人经济活动的结果，几千年来，这种能直接从国家税收里分成的人物，总共也没出几个，大家就不要为此流口水了，管仲的最终致富手段对社会大众基本没任何借鉴意义。
　　
　　
　　
　　“太子党”富豪群
　　先秦富豪群里有一个团伙值得超级关注一下，这就是以战国四大公子为代表的“太子党”富豪群。
　　
　　孟尝君：从弃婴到太子
　　孟尝君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角色，号称门客三千、结交天下豪杰，以后千年中，数不清的侠士豪客都自我标榜、或被他人吹捧为“小孟尝”、“赛孟尝”什么的。
　　孟尝君姓田名文，其父亲是田婴，田婴在齐国为相十一年，豪门世家，家里面富有万金，绝对的“朱门酒肉臭”，大小老婆那是穿不完的绫罗绸缎。
　　孟尝君的生母是个“贱妾”，在家里地位很低下，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孟尝君出生的时候，家里根本就没当回事，关键是孟尝君生在五月初五，当时习俗说五月里生的孩子克父母，田婴就让这贱妾直接把孩子扔掉，这小妾没听，偷偷把这孩子养活大了。孟尝君这个同志在成年前没见过他父亲，童年环境是很不正常滴。
　　
　　等田文长大后，他的母亲便通过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这是田文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通过这步，完成了从弃婴到正式嫡子的身份转变。
　　田婴见了这个孩子愤怒地对他母亲说：“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了，你竟敢把他养活了，这是为什么？”
　　田文的母亲还没回答，田文立即叩头大拜，接着反问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
　　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
　　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
　　田婴不知怎么回答好，便沉默不语。
　　田文接着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门户授予的，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
　　于是，顺利过关。
　　田文能说会道、反应机敏，又会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很快就在四十多个孩子中脱颖而出，被立为了家族继承人，万金家财顺利到手。
　　
　　孟尝君执掌家业后，广招诸侯宾客及有罪逃亡的罪人。
　　孟尝君对这些门客非常体贴周到，可谓是倾家业招待啊。最后招纳的食客有几千人，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田文相同。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者，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饭桌上有人遮住了灯光，结果有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的质量肯定不相等，还故意遮蔽灯光怕人发觉，于是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那个宾客非常惭愧，刎颈自杀。
　　
　　尽管孟尝君对食客这样仗义，但这个人和他的食客团伙并不厚道，很残暴。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平原君以贵宾相待。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都出来围观想一睹风采，见了后便都笑着说：“原以为孟尝君是个魁梧的大汉，今天一见，才知道是个瘦小的男人罢了。”孟尝君听了这些话，大为恼火。跟随他的宾客们跳下车来，砍杀了几百人，毁了一个县才离去。
　　太史公对孟尝君有句评语，很有趣，“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王安石对孟尝君的评价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战国四公子的聚财途径
　　
　　
　　
　　华丽背景、家族财富
　　魏国信陵君为魏国王室的显赫成员；赵国平原君也出身贵族，曾经三次出任赵国宰相职位；楚国春申君也曾出任楚国宰相，其行为方式也是和孟尝君十分类似，家里面养着几千门客，心腹耳目遍布战国，不法之徒、豪侠之士皆混杂门下。
　　从古至今，有几个贵族家里没有清客、帮闲啊，大户人家嘛，养些人也正常。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公私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界线。按照中国的传统，国王、皇帝家国几乎同体，公私界限并不清晰，但其他王侯将相的私人、公家界限还是存在的，但四大公子这里是个特例。他们养的这些食客，综合承担了谋士、战士、打手、帮闲、清客、间谍、小偷、刺客、公关、文宣等多重职责，这种门客之风在战国时期是比较盛行的，吕不韦啊、范睢啊等等人物都养有门客。但这种门客风气，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在秦汉两代政府的打压下，也就逐渐消散了。
　　插句话啊，感觉这种门客风气，和日本战国时期的家臣制度颇有相似之处，不知其中是否深有渊源。
　　
　　四大公子的财富尺度
　　四大公子那是相当有钱，家里动不动就三、四千人吃饭，这是什么概念？
　　按照目前的制度，一个班大约由十名战士；一个排由三个班组成。一个连由三个排组成，加上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各排排长、司务长等干部，有的连还配有炊事班，人数大约在120人左右。一个营配有四个连左右，人数大约在500人左右；一个团配有三个营，一个标准团人数是1500人。四大公子家基本上每天养了三到四个团的队伍。
　　按现在的饭钱推算下，以每人每餐标准20元计算（实际待遇可能还高于20元，有记载有的食客天天有肉、有鱼啊），按三千门客这个数字计算，一顿饭的开销就是6万元，一天三顿饭，那就是18万元，一个月下来就是540万啊，一年下来6480万，多半个亿砸进去了。这还不算食客们的穿、住、行和各类开销。
　　孟尝君在秦国送人就送狐白裘大衣，现在一件好点的裘皮大衣都得好几万，人这还是狐狸腋下白裘汇集而成，这得多少钱啊？
　　秦王为了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直接就“行金万斤”，这种高成本的间谍投入也多少反衬了信陵君的重量级程度。
　　平原君和春申君还比过一次富。平原君派手下去春申君那里，为了夸耀已方，平原君使者以玳瑁为发簪，以珠宝玉石作宝剑上的装饰。春申君更猛，直接让上等食客穿镶嵌珠宝的鞋出来见这个使者，“赵使大惭”。
　　在这些公子的行动举止中，既有个人行为，也有为了国家利益的行为，其财富尺度自然也融入了国家财富的影像。
　　
　　四大公子的财富来源
　　养活这样多人、自己生活要求有比较高，开销还是很大滴，靠什么实现现金流入呢？
　　有两个小故事，可以多少说明下四大公子的财富来源。
　　孟尝君任齐国宰相时，一次他的侍从魏子替他去收封邑的租税，三次往返，结果一次也没把租税收回来。孟尝君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魏子回答说：“有位贤德的人，我私自借您的名义把租税赠给了他，所以没有收回来。”孟尝君听后发了火一气之下辞退了魏子。几年之后，有人向齐愍王造孟尝君的谣言说：“孟尝君将要发动叛乱。”
　　为避免殃祸孟尝君就出逃了。曾经得到魏子赠粮的那位贤人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给愍王申明孟尝君不会作乱，并请求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并在齐王宫殿门口刎颈自杀，以此证明孟尝君的清白。愍王为之震惊，便追查考问实际情况，孟尝君果然没有叛乱阴谋，便召回了孟尝君。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封邑的租税收入，是其一个重要财富来源。
　　
　　还有个故事是，由于食邑的赋税收入不够供养这么多食客，孟尝君就派人到薛邑贷款放债。由于年景一年到头都不好，没有收成，借债的人多数不能付给利息，食客的需用将无法供给。（呵呵，这样大的开销，有几家长时间承担的起啊）
　　孟尝君就对门下的冯谖说：“宾客们不知道我无能，光临我的门下有三千多人，如今食邑的收入不能够供养宾客，所以在薛邑放了些债。可是薛邑年景不好，没有收成，百姓多数不能付给利息。宾客吃饭恐怕都成问题了，希望先生替我去索取欠债。”
　　冯谖说：“好吧。”便告别了孟尝君，到了薛邑，他把凡是借了孟尝君钱的人都集合起来，要到了利息十万钱。
　　冯谖没把这笔款子送回去，却买了许多酒，买了肥牛，然后召集所有借钱的人，能付的起利息的来，付不出利息的也来，要求一律带着借钱的契据以便核对。
　　在宴会上正当大家饮酒尽兴时，冯谖就拿着契据走到席前一一核对，能够付给利息的，给他定下期限；穷得不能付息的，取回他们的契据当众把它烧毁。接着对大家说：“孟尝君之所以向大家贷款，就是给没有资金的人提供资金来从事行业生产；他之所以向大家索债，是因为没有钱财供养宾客。如今富裕有钱还债的约定日期还债，贫穷无力还债的烧掉契据把债务全部废除。请各位开怀畅饮吧。有这样的封邑主人，日后怎么能背弃他呢！”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养门客的成本很高啊，压的孟尝君有些透不过气，于是在收取租税收入之外，还做起了金融业的买卖，通过贷款放债赚钱。
　　孟尝君如此，估计其他几位公子的财富来源也与此不远。
　　
　　四公子现象
　　战国终结，四公子的“广招门客制度”也就散了，但四公子现象没有消散，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资源，他们有发达的信息资源，他们有着常人远不能及的能力、财力。这个群体的动向往往决定着社会财富的重大走向，他们的财富消耗、财富积累、财富分配方式，对大量的人群造成了影响。
　　可惜的是，有的后人，连四公子都远远不如，四公子的主要财富积累手段还是租税、放贷，而不是贪污、受贿、买官鬻爵。
　　

　商界第一偶像——陶朱公
　　现在，华人圈内，谁不知道李嘉诚啊？这大名鼎鼎的，当得起四个字——“振聋发聩”。
　　在两千多年前，哪个商业人士要是没听过陶朱公，那你就是典型性菜鸟，竟然不知道商界的第一偶像、古代嘉诚哥、SUPER STAR？那就別混了。当时书店里经济类书架上都是《陶朱公致富秘籍》、《陶朱公是怎样做生意的》，铺天盖地的，哈哈，玩笑了。
　　
　　
　　68岁拐美女
　　陶朱公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有人说陶朱公就是越国最牛的大臣范蠡，就是他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走的时候还顺便拐走了“第一界吴越小姐大赛冠军”西施。
　　 出逃后，他先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
　　 多好的故事啊，只可惜有一点，年龄上有一点问题，越王实现霸业、范蠡泛舟五湖是在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二十一年，越勾践二十九年），推算下来，那年范蠡已经68岁了，（68岁还拐美女，如此雄风，佩服佩服啊）。
　　 68岁还毅然投身商海、走上再就业的道路，确实可歌可泣，但商业不是小说，启动生意是需要本钱的，第一个一百万最难赚取，68岁下海，那等完成原始积累得多大岁数了啊？完成原始积累后继续还在商业做大做强、叱诧风云，这范蠡身体得好成什么样啊？
　　 当然，范蠡跑路的时候，也能已经有大量的资金了，这钱可能是从越国国库呛来的，也可能是自己平时攒下的，是一边给越王打工、一边自己偷偷做生意赚的。
　　 尽管68岁的人确实有能继续完成后面的经商大业的，但这种概率有多大呢？在一个传奇来源的背后，或许就隐藏着一个精明商人的用心吧，先是自己把自己渲染为一个传奇，再是别人传播传奇，然后所有的人把你当作传奇，那这个生意以后就比较好做了嘛，和“传奇”做过生意，那对自己的商誉加分很多啊。这跟搁现在，如果一商人在公众场合说：“我刚和长江实业的李老板谈完事”，周围的人肯定肃然啊，古今皆同吧。
　　
　　
　　最早的经济学家
　　股市投资一般分为两派，一派号称是投资的，长期持有，一派号称是投机的，高抛低吸，波段操作。
　　尽管那时候没股市，但从其手法来看，陶朱公做生意那是典型的高抛低吸啊。陶朱公的经商思想是有出处的，按照传说，当陶朱公还是范蠡的时候，范蠡有个朋友，名字叫“计然”，计然这个人很牛，堪称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啊，
　　在现存的关于计然的些微记载中，可以发现计然已经认识到经济具有波动周期，价格具有波动性，在此细致的观察之上提出了千古不变的实战法则“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计然对经济周期的总结是：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会出现一次大的粮荒。在此之上，计然又总结出了政府对粮价的平抑政策。
　　对价格波动现象，计然的总结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应对方针则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在价格高位，不要继续贪婪，要勇于出货，全部清仓，把手中的仓位象粪土一样抛弃；在价格低位，不要畏惧，要勇于进货，把仓位象收集珠玉一样建立起来。
　　这个原则看起来平淡无奇，但确实是千秋不易的胜利法则。还是看股市的例子，人人都知道高抛低吸，但很多人在高位总是贪婪，总想更高，不想出货，做不到“贵出如粪土”；在低位总是害怕，怕继续下跌，做不到“贱取如珠玉”。在两千多年前，在没有股市的情况下，能总结出这样的思想，赞！
　　这个计然的经济思想，对范蠡产生了重大影响，范蠡、或者说陶朱公的经济胜利，实际就是计然经济思想的实战版本。
　　
　　

　高抛低吸的实战派
　　陶朱公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就是因为他定居于“陶”，而他为什么选择“陶”来定居呢？因为这个地方在当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这个地点选择是关键性的一步，想做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第一基础那就是要有活跃的交易，股市上以前有多少庄家拼命控盘、推高估价，最后股价推上去了，盘也控制了，流动性没了，没有流动性的市场，你怎么在高位出货、在低位接货啊？一个商业经济不发达、货物往来不密集、资金欠缺的区域，你到是想贵出，有人买吗？陶朱公的第一步选择，就展示了高抛低吸法则的深厚功力。
　　司马迁对陶朱公的生意经有两句总结“治产而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陶朱公致富的途径主要有农业、畜牧业和商业，当时主要大的行业，他都涉及了。但他生意中有一个诀窍，就是不同时间做不同的生意，随时机变化而变化，主要追求快速的周转，对单一一单生意的利润率追求并不高，净利润率基本平均在10％左右，（这一点也非常关键，做高抛低吸生意，不能指望一次爆富，要放弃爆富心理）在十九年中，三次积累了千金财富，发了大财后，陶朱公还经常把家财散给亲朋好友，三散三聚，老了之后，陶朱公就把生意交给子孙打理了，后来家财巨万，名声远播。
　　
　　
　　“用人”这是个难题——商业祖师栽的大跟头
　　陶朱公这样牛的商业偶像、商场常胜将军，也遇到过难题，这个难题也是很多企业的常见问题，那就是“用人”问题，有趣的是，这个“用人”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自己儿子身上。嘉诚哥和小超人也经商思路有分歧的，治千军易，治一子难啊。
　　 陶朱公二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说：“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然而我听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于是准备千溢黄金，要派小儿子前往探视，打算救二儿子出狱。
　　 大儿子一看不干了，认为父亲不派长子而派小弟，分明是认为自己不肖，就以自杀来胁迫父亲改变主意。
　　 母亲也帮忙说话：现在就算派老三去，也未必能把老二救出来，还先得逼得老大自杀，这何苦呢？
　　 陶朱公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大儿子的的请求，派他带信去找楚国的老朋友庄生，并告诉长子说：“到了以后，就把这一千溢（汉朝之前提到黄金是要用“斤”或“溢”为单位的，二十两为一溢，当然也有人说那时候得金子不是真得黄金，是黄铜。）黄金送给庄生，随他处置，千万不要和他争执。”
　　 大儿子遵命前往，自己还多带了数百溢金子。到了楚国后照父亲的话去找庄生。发现庄公居住在一所破破烂烂的茅屋里。大儿子按照父亲的吩咐，把一千溢黄金给了庄生。庄生则对大儿子说：“你赶快离开，不要停留，即使令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他为什么。” 大儿子假装离去，也不告诉庄生，而私下拿自己带的百溢黄金，结交楚国贵人。
　　 庄生虽然很穷，但以廉洁正直被人尊重，楚王以下的人都以老师的礼数来敬事他，陶朱公送的金子，他无意接受，想在事成后归还以表诚信，而陶朱公的大儿子不了解庄生，以为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收了陶朱公的黄金后，庄生利用机会入宫见楚王，说明某某星宿不利，若楚国能独自修德，则可以解除，楚王向来信任庄生，立刻派人封闭三钱之府。
　　 楚国贵人很惊奇地告诉陶朱公的长子说：“楚王将要大赦了，你的弟弟一定会被释放出来的。”
　　 大儿子就问：“你是如何知道的这个消息的呢？”
　　 楚国贵人回答道：“因为大王下令封了三钱之府。”
　　 大儿子问：“大王封三钱之府，与大赦有什么关系？”
　　 楚国贵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每逢大赦之都要封存三钱之府。”
　　 大儿子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认为遇到大赦，弟弟本来就当出狱，可是那黄金岂不是便宜给了庄生了吗？他心里不忿，于是又去见庄生。
　　 庄生见了他很是惊讶，就问道：“你没有离开吗？”
　　 大儿子回答说说：“是啊。我弟弟很幸运在今天碰上楚王大赦，所以来告辞。”
　　 庄生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大儿子的意思，便叫他自己进去拿黄金回去。
　　 陶朱公的大儿子这么做，让庄生感觉受到了羞辱，于是他又进宫见楚王说：“大王想修德除灾，但外头老百姓传言陶的富人朱公子杀人，囚禁在楚国，他的家人拿了很多钱来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这次大赦，并非真正怜恤楚国的民众，只是为了开释朱公子而已。”
　　 楚王听了后，笑着回答道：“这件事容易解决，我们先把朱家的犯法的儿子杀掉，然后再大赦天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楚王立即下令杀朱公子，第二天才下大赦令。
　　 结果陶朱公的大儿子忙乱了半天，最后却只能是用车子载着自己弟弟的尸体回去，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伤，都从门里边迎出来痛哭。
　　 可是陶朱公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他并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见惯了生活的艰苦，所以特别重视身外之财；至于小弟，生下来就见到我富贵，过惯富裕的生活，哪里知道钱财是怎么来的。而营救犯法的人是需要下大本钱的，只有让不吝惜钱财的人去才能够做得到。我派小儿子去，只因为他能丢得开财物，而大儿子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害死弟弟，是很正常的，一点不值得奇怪，我本来就等着他带着丧事回来。”
　　
　　 陶朱公有过人之智、有识人之明、有数不尽的金银，但还是没救回儿子来，为什么？因为用人有时候不光是个理性的问题，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家族性企业一定对这个问题感触最深。
　　

小粉丝也成大富豪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都富才是富，哈，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其他人一起富裕才是正途。
　　陶朱公不光自己财源滚滚，还帮助自己的粉丝共同致富。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鲁国有一个叫猗顿的年轻人，穷困潦倒，“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非常佩服陶朱公，试着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
　　于是，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二十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积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大盐商。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
　　《尸子》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说明猗顿对珠宝也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并且是珠宝业的大鉴定家。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成为了继陶朱公之后的又一个商业明星。《韩非子》：“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可与王候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