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商战构想的人
　　商场如战场，这一点现在人人都知道，但最早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提出商战概念的是白圭。白圭的总结是：“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这一点不容易啊，两千年来，文人无数，一直看文学为雅、看仕途为正、看军事为危，能看经济者少，能把经济看得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也不过寥寥。很多古代的主流观点，特别是在经济问题的认识程度上，是和现代是有巨大差异的。
　　白圭，名丹，生于公元前463年，卒于公元前385年，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白圭曾在魏国做官，史书记载他曾官至国相，建立了相当的政治成就。不过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始终不及他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史记》和《汉书》都说他生意做得最是要得。
　　 子贡和范蠡是混业经营，白圭却专注于农业。《史记·货殖列传》说，当魏文侯在位时，变法的李悝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农副产品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经验的累积为他提供了商业投资的确切信息，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买，虽贱已贵。”
　　 他虽然有着完整的农业经济循环理论，经营的范围却不止农产品本身，而是以基于核心的农产品之上进行相关多元化。当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当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
　　　　白圭熟悉天象。他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每三年又为一个小周期：太岁在卯位时，五谷当年便会丰收，转年年景却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当年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却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当年会五谷丰登，转年年景又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当年天下大旱，转年又会雨水丰沛、年景很好。这十二年周期过后，又会开始新的大周期和小周期，所以当太岁又复至卯位，白圭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准备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趁年景不好的时候大赚一笔。
　　 值得强调一下，白圭认识的经济周期和计然的经济周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发现了十二年循环的大周期，但具体细分循环不同，目前，还不知道这是两位古人各自观测的结果，还是后人逐渐把两位古人的成果混为一谈的结果。
　　
　　
　　先秦时代的民营钢铁巨人
　　前面讲的都是农业、商业、畜牧业的富豪，两千年前，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业富豪，别以为美国创富时代冒出过一个钢铁大王卡内基就了不起了，我们在先秦时代就有自己的钢铁大王了。
　　
　　祖传的？还是外来的？
　　谈钢铁得先从冶炼谈起，而中国的冶炼源头就是青铜。
　　按照《墨子》、《左传》的说法，在夏朝时，我国就已经开始了青铜冶炼，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夏代青铜实物出土，还难以对这种观点形成支撑。（当然最近二里头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如真能确定是夏代的，那墨子的说法自然得到佐证，但现在二里头文化断代的争论还是很大，认定其是夏代的，似乎还有些仓促）如果有人拿夏代的青铜器蒙您，最好拿耳光把他抽回去，举国之力找了千年，都没找到夏代的青铜器，谁家能有啊？
　　从实物的角度看，在商代，青铜器冶炼确定已经非常发达、非常普遍了，国家博物馆里面的几件青铜器构造复杂、造型生动精美，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但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青铜冶炼技术是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我们祖上自己琢磨出来的；但也有人认为，中华文明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发端就表现出了高端的成熟性，似乎没有经过启蒙、发展阶段，这和当时的生产力不符合。如果是自己研究的，肯定会出土一些早期的、不成熟的、造型简陋的青铜器，然后才会有大型的、精美的产品问世，我国的陶器就能体现出这一过程，器形、技术从简单到成熟。从商到周，千年时光，尽管青铜器形变化繁复，但不可否认，最早的商代实物技术已然非常成熟。
　　从世界范围来看，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使用青铜器最早，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初期，欧洲在公元前四千年中也出现了铜器，印度在公元前三千年中出现青铜器，非洲约不晚于公元前一千年，美洲则于公元11世纪以前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始形成冶铜中心。中国的青铜时代最初源于黄河流域，从前21世纪开始，直到前5世纪止，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周以至春秋时期。
　　按照世界各地青铜技术出现的先后顺序，有人推论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从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流传过来的，一开始就是成套技术，所以器物成熟。
　　
　　

国营冶炼厂才是老大哥
　　开矿、冶炼、设计、铸造一条龙下来，小老百姓家那折腾得起这青铜器啊，所以一开始青铜冶炼这重工业直接就由国有资本完全控股了。其实不光是青铜冶炼，在建筑、皮革、制陶等行业内也多闪现国有资本意志。
　　别看工业总体产值占夏、商、周上三代整体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比非常低，但那也几乎全是国企主导，哈，私人就算有技术，但有时候缺乏资本，有时候国家还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把很多能工巧匠直接拉到国企上班了，想跳槽？没门，“工商处官府”，不管你跑不了，你还得教你的孩子继续做这行，继续给主公生产各种玩艺。
　　《考工记》记载西周的官营手工业就达30多种，“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巾荒。刮摩之工，玉、柙、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瓶。”（码这段文字，可真费劲啊，太多字难找了）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按照现代职业观念将《考工记》内容重新分类如下：一玉石工；二陶瓷工；三木工；四修建渠道和灌溉沟工（以及一般水利技术人员）；五金属工；六车辆工；七制甲（皮革的，不是金属的）工；八鞣革工（攻皮之工）；九制鼓工（韗人）；十纺织、染色和刺绣工。
　　青铜冶炼是各种工业的支柱性产业，用现在的话，那就是资金、技术、人力三密集产业，进入成本高，科技含量高，国营青铜冶炼厂那是行业的绝对龙头。
　　在郑州曾经发现过两处较大的商代早期青铜器铸造工厂遗址，一处面积上万平方米，一处面积近三百平方米，上万平方米的厂房啊！想象一下，搁现在也不是个小厂子啊，也得好几百号员工忙进忙出啊。在江西还发现有大规模的商代铜矿遗址。整个生产线从原材料到成品全齐，流水线啊，呵呵。
　　到了战国时期，铁器时代来临，青铜退位。
　　但冶炼模式没怎么变，还是国有资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经过技术的普及、以及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有部分行业管制政策出现放松，于是便有民营经济开始踏足冶铁行业了。
　　
　　
　　我们最早的钢铁富豪——郭纵、曹邴氏
　　还记得迅哥在《故事新编》里改写的“眉间尺”吗？两口宝剑，吞吐天地，多少恩仇。
　　史载：
　　楚之铁剑利于天下；
　　强弓劲弩皆在韩出；
　　天下之宝剑韩为众；
　　燕赵豪杰慷慨悲歌；
　　《管子》产铁之山两千六，
　　秦剑纵横天下。
　　遥想那个时代，兵革纷纷，谁之利器敢问鼎天下？多少热血男儿纵剑沙场，长平一战，赵卒被坑四十万，赵国举国缟素；六十万秦军剑指荆楚，多少江南豪杰血洒潇湘。
　　在战云纷飞的背后，几双精明的眼睛看到的不是国仇家恨、看到的都是商机。
　　“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富比王候。”
　　“鲁人曹邴氏，以铁冶为起，富至巨万。”
　　两条冰冷的纪录，两个巨大的钢铁家族跃然纸上。
　　曹邴氏钢铁起家后，还开始进军了金融业，“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把钢铁这个实体产业和资本产业还纵横打通了，哈哈，看人这生意做的，示范效应太强烈，以至于山东的读书人都纷纷效仿曹邴氏，下海经商了。
　　很遗憾，由于史料的欠缺，对这几位中国最早期的工业家，只有寥寥几笔的介绍，我们无法了解到他们工厂的操作方式、无法了解他们的产值、无法了解他们的管理、无法了解他们的技术，对他们的记载、传说比陶朱公、猗顿的还要少的多，或许陶朱公、猗顿的经营模式更能为普通大众认识、了解吧，冶铁在当时毕竟是高科技产业，门外之人难以描述，所以目前只能知道他们曾经富有，只能知道两千年前，曾经有些炉火，已经是民营经济烧出的了。
　　
　　
　　

时间系数改变收益结果
　　 在先秦富豪中，有两位和政治、官场有过明显的接触，其中一位接触之后，立刻功成身退；另一位“会当凌绝顶”之后，淫浸其中，最终身败名裂。
　　　　 功成身退的是弦高。弦高为春秋时郑国商人。公元前627年，弦高去成周经商，及滑，路遇袭击郑国的秦军。于是他冒充郑国的代表，以四张皮革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以示郑国已预知秦军来袭。同时，他又急忙派人回郑国禀告。秦帅孟明以为郑国已有准备，遂领兵灭滑而返，从而使郑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郑穆公以存国之功赏之，弦高辞而不受。
　　 身败名裂的那位堪称家喻户晓，他的名字那是无数男人的偶像啊，他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阳翟的商人，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了千金的家产。牛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简单的商品贸易，渐渐难入吕不韦的眼了，最终，吕不韦重金支持秦公子子楚登上了秦王宝座，从而让自己完成了从商人到政客、从富豪到高官的角色转变。赢政登基掌权后，不韦终被赐死。
　　 从成本投入的角度看，弦高投入十二头牛、四张皮革，收益是救国于危难；吕不韦投入千金，收益是位居万人之上、家有奴仆万名。生意都做得绝对了得，收益率高的惊人，高风险、高回报。
　　 但两者一个功成身退、一个身败名裂，为什么呢？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弦高并没有因此契机而转入郑国的政坛，而是及时出局，保住了高风险赌博后的收益；而吕不韦则不然，在看到巨大收益后，吕不韦淡忘了风险，继续在赌场上搏命。弦高将时间变量对自己的冲击降到了最低点，而吕不韦等于是将自己的一生时间都投入了赌局中。
　　 痴迷在仕途上的商人是没有退路的。官场和商场是不同的，商场有一个特性，一单生意就是一单生意，无论按财务年度、还是按生意笔数结算，在一个范围内，最后都能看到一个结果，成本、收益清晰。官场则不然，每个人都是你的对手、也可能是你的朋友，官场系统还是开放性的，不断有新人加入战斗，这就意味着进入的时间越长，你所面对的新人就越多，变量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大，而变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进行预期、把握未来的难度明显增大，混得越久、变量越多，未来越难把握。当然在官场混的时间越长，也意味着你对人脉、资源掌控能力正在增强，最终你的掌控能力，终将受到不断出现的变量的一次次挑战，吕不韦在大变量赢政的挑战下失败了，这个变量，在吕不韦最初签订“公子楚长单”时，是完全无法预料到的。
　　 在舍弃道德评判和野史传闻后，通过对弦高和吕不韦案例的对比，清晰的可以看到时间变量在商场、在人生的伟大作用，这个作用可不只是巴菲特、刘元生的长期持股财富效应，及时落袋为安是消除时间变量、减缓未来不确定性的最有效途径，太多太多人经常忽视那些在长线斗争中、被种种一开始未曾料到的变量打倒的先烈们，却只看见了巴菲特的收益。
　　
　　短命产业造就的富豪
　　在人类的经济历史上，有的行业万古长青，比如农业；有的行业瞬间烟消云散，比如VCD；有的行业逐渐蜕变，比如牧马，主要服务客户群从军事、耕种，到现在的体育竞技、博彩……各行各业各有技巧，短命产业也能造就富豪。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秦灭蜀后取巴，置巴郡六县。巴寡妇清，就是后来巴郡六县首屈一指的富翁。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寡妇清，因开采丹砂发家致富。巴寡妇清无姓，名清，巴郡枳县人，史称巴寡妇清，今人又称作巴清或清。巴寡妇清生于何年何月不详，死于公元前220年左右，估计只活到中年。
　　巴寡妇清到底有多富？史载：她家仆人上千、工人及士兵多达上万人，而当时枳县的总人口才不过四五万人。二千多年前，秦始皇举全国之力修筑长城时，巴寡妇清倾囊相助。在她死后，秦始皇专门下旨修筑“怀清台”以示褒扬。
　　 秦统一全国后大缴兵器，对私藏兵器者实行严惩，然而巴清却拥有一支数千人的地方武装，足见其富甲一方。当时，枳县县令见了她要敬畏三分，连巴郡郡守也得待她如正堂上座嘉宾。当时巴国内只有巴寡妇清在炼丹。彭水地区曾发现巴寡妇清专门屯积武器的库房，当地人称为武库，武库四周布满炼丹遗址。
　　 巴清死后，其主营业务——丹砂业也陷入了低潮，并此后两千年再未复苏。有人分析是两点原因导致了丹砂业的衰落，其一，随着秦朝的灭亡，大量皇家炼丹项目减少；其二，西汉时期佛教的传入，传统的丹药不老方受到质疑，巴国丹砂业受到致命打击。
　　 万通董事长冯仑曾经对企业的死法进行过总结，认为古往今来，企业共有四种死法，全世界公司有四种死法：第一、社会革命，政权改变，制度变革。比如1948年做了一个企业很好，1949年就一定不好。你要是萨达姆时期最好的企业，美国人把他推翻了，你的企业也就死掉了；
　　 第二、自然灾害，9.11后，很多保险公司就垮了；海啸后，很多公司就会垮；
　　 第三、技术革命，当手机出现的时候，BP机就没有了。汽车出现的时候，三轮车、马车公司没有了，当有了塑料后，搪瓷下来了；
　　 第四、商业周期，商业周期不断波动会让很多企业死掉。大部分企业都在这四种情况下会死。
　　 其实，还可以补充一点，文化的变革，和技术革命同样力量非凡，同样可以成就、毁灭一批企业，而且其作用往往表现的较为长期性和隐性，不易发觉。巴清的企业、以及她的行业实际是在社会革命（秦朝灭亡）、文化变革（佛教输入）的双重打击下而消亡的。
　　 有时候觉得这种社会革命、文化变革、技术革命，完全是个人人力之外的东西，似乎完全靠冥冥天意保佑，智慧、经验、努力在巨大的变革前，都是那样的菲薄、不堪一击，不过也就因为个人、企业力量在巨变前的微薄，才凸现了基业长青的可贵性吧。
　　
　　
　　

　人力资源管理造就的富豪
　　管理学那是当今经济行业的显学啊，先秦富豪榜上的齐国商人刀閒两千多年前就是靠其过人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发财的，在众多富豪中独树一帜，牛鼻了得。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一般商人都比较不愿雇用头脑灵活、能力超强、有些桀骜不驯的人做事（往往就是有脾气的人才有能力，能力是脾气的依托，呵呵），怕这些人不好管理。
　　按史记所载，“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靠奴仆们做渔业、盐业、商业生意，积累数千万家财，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如何？
　　可惜的是，现存的相关资料太少了，这样一位人力资源管理实战大师的其他信息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了解到他是如何构造自己企业架构的，无法了解他是偏重管理扁平化还是垂直管理，也无法了解到他是如何评判管理人员能力的，也无法了解他的奖励、惩罚机制，很可惜，这还多亏了司马迁留下了这样一句记载，不然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第一位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就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了。
　　
　　
　　纺织巨无霸
　　先秦富豪榜上还有一位纺织巨无霸——师史。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史记》上这段有关师史的记载不过寥寥几句，但其中透露出的经济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人有很多人从事纺织行业，而师史纺织生意做的最大，有一百多辆车拉着纺织品在各国进行贸易。
　　从这句话可以推论发现，师史的企业规模不小，光运输车辆就有一百多辆，尽管没有说明是人力车、还是牲畜负重的车，如果是牲畜用车，其每天企业的养殖开销就是笔不小的支出，可以想象下，上百辆车辆、上百个车把式、满载的货物，其中绝大多数是纺织品，这就意味着和师史企业有经济关系的纺织工人得成千上万，虽然还不清楚师史和这些纺织工人是何种的雇佣关系，是劳动合同制，还是分包制，但其生产规模之大、销售半径之广，还是让人惊叹。
　　中国一向是纺织强国，但看看师史的企业规模，此后两千年里，超过他的商家也不过寥寥吧？
　　这一方面说明了师史的能力强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纺织产业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很大程度是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中的，企业规模大大小小、循环往复，迟迟没有进入工业化生产的阶段，而西方掀起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突破口就是纺织业。泱泱纺织大国，为什么工业化进程两千年踟蹰不前，反倒被后来者赶到了前面？这一点值得深思啊，在后面还将深入探讨。
　　

人均GDP近乎零增长的一千三百年
　　近几年，我国GDP每年的增幅在10％以上，7年实现一次翻番，人均GDP也是大幅上升，这种增速领袖全球，放眼人类历史，这样大规模的经济体，能长期保持这种经济增长速度，那是世界经济千年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
　　夏朝起于公元前2000年，其间经历商、西周，到公元前700年左右进入春秋时代，期间共一千三百年左右，这一千三百年里，每年的GDP增速是多少？几乎是零。
　　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过二、三十多岁，一千三百年，以20年一代人计算，期间也经历了65代人。从夏、商、周王朝谱系上来看，也大体可以验证期间有60多代人进行传承。夏朝始于夏禹，终于桀，共17帝；商朝始于商汤，终于商纣，共30帝；西周始于武王，终于幽王，共12帝。合计为59位帝王。
　　用现在的眼光看，你设想下，1300年，六十多代人以后，人会怎样生活啊？天啊，会是什么样啊？想都不敢想，按目前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程度，那肯定是天翻地覆。但在夏朝创立后的1300年里，人的生活变化那是……几乎也是想都不用想，呵呵，那是人均GDP近乎零增长的一千三百年。
　　针对个别部落、家族，那肯定出现过社会地位的浮沉，夏、商、周历史里，阴谋诡计、战争叛乱一样都不少，但具体到人均GDP这一衡量个体经济情况的指标上，近乎零增长，但得说明下，近乎零增长并不代表就是零增长啊，春秋前岁月，有时候天灾人祸厉害了，还负增长呢，平均推算下来，每年可能有小数点之后好多位之后的微幅前进，这个数字小的让你失望、让你忽略，但祖先们就是这个样子过来的。
　　不光这1300年人均GDP近乎零增长，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人均GDP绝大多数时间都呈现的是一种几乎停滞的状态，只是进入公元1000年后，全世界个别区域的人均GDP也开始死水微澜似的波动了几下，其后越波动越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从目前看，近几百年来，全球的GDP都处在超乎历史经验的增长态势之中，其势头前所未有，但无人保证过、允诺过这一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有人能够保证这种增长能永远伴随人类以后的脚步。
　　
　　
　　
　　掩盖与缺失
　　对夏朝到西周的这一千三百年，目前可考证的典籍资料那是非常稀少的，这点大家都理解，年代久远嘛，那年月本来认字的人就少，在乌龟身上刻字也是件力气活，所以本来资料就不多，不像现在鼠标一点，复制粘贴，一会就满世界传的到处都是了，现在信息泛滥，那年月信息紧缺。
　　如果只是信息紧缺这一个困难，那还算好了，问题是就这点紧缺传下来的信息，中间还被无数高手、庸手删改、阐释、遗失、添加过。为了验证原本信息的本来面目，大批清朝文人以民间自发研讨的形式、投入了主流学术界将近二百年的时间、精力，去追根溯源，那成绩是斐然的，效果是明显的，乾嘉学派是了不起的，只是信息失真容易，再度消除后期噪音难啊，有时候这种求真过程往往也成了新一波噪音。原本的信息什么样？还是不好说，只能学诸葛亮说“略懂”。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下这种失真、噪音程度：
　　主流历史一直叙述：商代开国天子商汤的孙子太甲为帝时，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开国大臣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虞城东北），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三年后，太甲悔改、学习合格，重新被迎回复位。
　　这个故事太有名了，所以后代N多权臣都想这样来一下。
　　汉朝时，昌邑王（刘贺）登基才二十七天，做恶三千多条，所以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兄弟）就告祭太庙，把他废除了。
　　《三国演义》里面有段写得精彩：
　　董卓想废幼帝自立为帝，卢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宫；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余条，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今上虽幼，聪明仁智，并无分毫过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参与国政，又无伊、霍之大才，何可强主废立之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卓大怒，拔剑向前欲杀植。
　　先把皇帝放桐宫一下子，以后迎不迎就另说了，世界这样大，社会这样复杂，小皇帝又爱乱动乱跑乱吃东西，吃了什么不干净的死在桐宫，也是有的，哈哈。
　　“放太甲于桐宫”，多好的事例啊，为谋求人民的幸福生活，大臣皇帝们都是这样的克己，千秋楷模。
　　只可惜，在晋朝时，有人在汲郡盗墓，鬼吹灯啊，哈哈，挖出了一部古书——《竹书纪年》。这个墓被认为是战国时魏襄王的墓，因此《竹书纪年》这部书是一部战国时代的文献，具体作者已不详，从书中内容看，有人推测大概是魏国的史官。这部书是按编年体的形式编排，记载了从黄帝到战国魏襄王20年（公元前299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一次发现。
　　《竹书纪年》里对太甲和伊尹这两个男人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太甲寻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 ，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
　　一个是正统的“伊尹贤臣”版，一个是鬼吹灯版的“太甲复仇记”，哪个是真的？
　　《竹书纪年》里还记载了：“昔尧德衰，为舜所囚”，尧、舜和平禅让成了假想，背后刀光剑影、阴谋诡计。
　　这样一本牛书，到宋代，又消亡了。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在掩盖与缺失的双重作用下，依据现有的资料，想看清夏朝、商朝那些事，好难，《罗生门》历史版啊。从本文所探讨的经济方面来看，这种信息掩盖与缺失，也依然存在。